论文使用偶遇抽样和滚雪球抽样方法,选取2007-2011年记者权利被侵害案例118例,以此为基础展开记者权利及其救济的论述。本文先厘清以下概念：“记者权力”与“记者权利”,指出即使在我国特殊的传媒体制下,记者仍然只拥有权利而不是权力。借助毛甘(Morgan, Douglas F.)的公共利益观念基本框架,分析了“公共利益”的主要内涵。利用美国“萨利文案”与中国“范志毅诉《东方体育报》案”阐述“公众人物”和“公共权力”的涵义。本文分析了记者权利的基础,一是宪法宣示的基本公民权利,包括劳动权、言论出版自由、通讯自由、对政府的批评建议权、进行文化活动的自由等,这些权利彼此呼应,构成记者权利的完整链条；二是为普世价值承认的国际人权公约和过际惯例所宣示的基本人权。在这两个基础上,论述记者权利的两个核心：采访权及拒证权。指出采访权的理解应有宏观的框架及微观的视角,而拒证权则为职业所必需。论文搜集了2007-2011年间的118例记者权利被侵害事件,通过整理分析,验证了以下结论：与国家级媒体相比,省级以下(含省级)地方媒体的记者权利更易受到侵害；与机关类媒体记者相比,市场化的都市类媒体记者权利更易受到侵害：采访活动中,不涉及公共权力的冲突比涉及公共权力的冲突更普遍。并从媒体与公共权力的距离、市场化的影响、竞争程度等方面分析原因。针对我国记者权利被侵害现状,本文提出应完善“违宪审查机制”及开发媒体行业协会的维权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