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影视产业的蓬勃发展,相当一部分得益于表演者的精彩演绎。随着信息传播技术日益发展,传播的速度、范围和方式快速增进,表演者合法权益的保障亦愈益受到挑战,肆意复制和发行表演者作品的行为日渐增多且难以控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经历了漫长的国际谈判后,《视听表演北京条约》(以下简称《北京条约》)的缔结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适逢我国著作权法修改之际,如何规定视听表演者的权利转让,平衡各方的利益,将是本文主要想阐述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我国在《北京条约》给出的四种权利转让模式中应做何选择,在确定了转让模式后是否需要赋予表演者特定权利以弥补后续的经济损失,最后再探讨实际中表演者应如何保障自身权利。本文第一部分着重讨论视听表演者权利保护的现状。通过界定相关基础概念,厘清国际条约中视听表演者权利保护的演变过程。本次著作权法修订为此做出了诸多努力,但仍有很多地方值得商榷。文章通过三则案例引出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处理规则,引发对表演者权利转让及利益分配规则合理性的思考。第二部分针对目前视听表演者权利转让中存在的主要争议点,通过仔细梳理《北京条约》中具体条款内容,对四种权利转让模式进行了分析,不同国家根据本国国情或法定转让,或推定转让,或推定授权,抑或是意定转让。通过对这些转让模式的利弊分析,为我国权利转让条款的设计提出具体的方案。第三部分探讨是否为视听表演者引入二次获酬权。虽然目前尚存争议,但笔者认为为视听表演者增加二次获酬权是有必要且可行的。国际上已有不少国家规定了二次获酬权,《北京条约》对此也有所着墨。送审稿中二次获酬权的内容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还不完善,必须进一步明晰权利主体与费用标准,确定二次获酬权的不可转让性。第四部分基于表演者相对弱势的判断,分析其维权的难度,提出应积极探寻视听表演者权的集体管理模式。依据中国目前在此领域内累积的经验,找准表演者集体管理组织的定位,明确具体运行方式,建立相关组织联合收费机制,最终解决视听表演者权实现之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