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问题,就如同哲学史上关于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一样,是中外思想家们长期争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两千多年来出现过各种各样的人性论,但归根到底是,他们是抽象的、先验的,超阶级的人性论体系。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出发点是从实际活动中的人”的理论为背景,开始了人性理论的科学征程。以马克思主义人性思想的内在逻辑为线索,探讨人性发展过程中自然向度的一般规定性,是揭示人性起源与发展最根本的密钥。在马克思看来,人性的发展是和自然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有相互规定的属性。在本体论意义上,自然界是人性产生的起源;实践论意义上,自然界是人性展现的对象化;价值论意义上,自然界是人性发展的外在尺度;主体间性意义上,自然界是人性生成的中介。历史上多次的人性危机验证了人性与自然的内在规定性。殷商时代人的自然力低下带来了人性的蛮暴,亚美尼亚地缘的争夺引起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人性的扭曲造成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大爆炸和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生态灾难。分析历史上典型人性危机的自然联系,对于我们反思当前人性的不合理性,处理当前的人性危机和自然危机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当前的人被过度的物质欲望所奴役、人与自然的分裂、人类中心主义的膨胀、人类价值坐标的偏离等人性危机,无时无刻都在威胁着人自身的发展和人与自然的协调。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前景出发,寻找缓解21世纪自然与人类双重危机的有效途径,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人性合理发展的自然选择的科学方法在于正视自然是人性生成的一个重要方面,尊重自然的完整与稳定;认识人与自然互为存在的基本规律,运用辩证思维思考和处理人性发展与自然的关系;加快社会制度的历史变迁,推进人性、社会和自然的全面进步,运用科学的社会发展观,在社会发展的总体进程中解决人性与自然协调发展的问题。人性高度全面发展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保证。要彻底解决人性与自然共同发展的问题,其关键就在于走向生态文明。生态文明的高度发展是人性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生态文明建设是人性高度发展的重要条件;反思工业文明中人性的发展,以史为鉴,构筑新的工业文明时代,亦即生态文明时代是人类正确的选择和长期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