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律台文化作为河南龙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现和发掘工作开展得比较早,不过因其遗址分散、零碎,导致学界的关注度不高。由于龙山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之间存在广泛而深刻的联系,近些年来,对夏文化源头的探索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造律台文化,学者开始重视对造律台文化的研究。考古新发现也扩充了研究资料的来源,使得进一步的研究成为现实。本文运用文化因素分析法、定量分析法、跨学科研究法、微观研究与宏观概括法、文献研究法等,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对造律台文化牵涉到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综合性的分析和系统性的研究,主要观点如下:第一,将造律台文化的典型遗址囊括进了新的分期体系中,对造律台文化进行了重新分期。把造律台文化分成三期,认识到三期之间是连贯一体的,具有非常显著的演变特征。第一期的陶器特征是,多泥质灰陶,夹砂陶次之,黑陶和褐陶较少,纹饰多装饰篮纹,另有少量的绳纹、方格纹。常见器型有侧装三角形足的鼎、口沿带沟槽的深腹罐以及瓮、缸、小口高领罐、平底盆、碗等。在向二、三期过渡的时候,灰陶逐渐增加,方格纹、绳纹占比上升,还出现了鬶、陶盒等新的器型,小口高领罐、子母口瓮、浅盘陶豆、陶甗、平底盆、器盖增多。在第一期到第三期的过渡阶段,鼎的最大腹径有上移倾向,深腹罐的最大腹径呈下移趋向,高领罐和瓮的肩部也有逐渐升高变宽的趋势。第二,探讨了造律台文化的生业经济情况和房屋建筑特色,揭示了造律台文化比较富有特色的一些文化特征。造律台文化与其他各地的龙山文化相同,粟和黍依然是造律台居民的主要食物来源,也有一定数量的大豆。平粮台遗址还发现了水稻和小麦。造律台文化的食物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在以农作物为主要食物来源的同时还以野生植物果实作为辅食。山台寺居民除了渔猎外,还把养殖家畜作为肉食来源之一,食物结构也在随着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造律台文化的房屋建筑多地面式建筑,连排房颇具特色,在房屋建造时先挖墙基槽,还可能普遍使用奠基牲,对房屋地面普遍采取了多层夯筑的形式,在建筑材料的应用方面也有进步,开始使用规格形制大体一致的土坯建房。第三,对造律台文化的墓葬制度、祭祀遗迹和其他特殊遗迹进行了研究,进一步阐明了造律台文化与先商文化之间的关系。墓葬制度方面,造律台文化多采取竖穴土坑墓,葬式多仰身直肢葬,头骨以南向为主,出现了葬具和设置二层台的墓葬,随葬品普遍较少,无法证明等级分化的存在,也许是社会经济状况较差的缘故。另外,老者的葬制相对要特殊,也许反映了他们较高的社会地位。祭祀遗迹方面,造律台文化习惯用黄牛献祭,而且突出强调“九”这个数字的象征性,这种传统未被二里头继承,在商代却蔚然成风,结合考古遗存、文献资料和民族志材料,有理由说商文化的牛祭传统是对造律台文化的延续。对鹿台岗遗址的Ⅰ、Ⅱ、Ⅲ号遗迹的研究表明,鹿台岗I号遗迹和Ⅲ号遗迹的性质相同,属于“观象授时”的设施,可见造律台文化已经对天文历法有了初步认识,鹿台岗遗址的Ⅱ号遗迹和山台寺遗址的环状小圆坑遗迹为同一类遗存,是造律台居民天文历法观念的体现。第四,通过对各地遗址所包含的造律台文化遗存的分析,对造律台文化的传播方式和迁徙路线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造律台文化的迁徙并非只有南传一个方向,而是很大程度上突破了石家河（后石家河）文化、王湾三期文化、海岱龙山文化和后岗二期文化的包围,有向四面八方辐射的态势,在关中、河北、山西等地的史前遗址中都有造律台文化遗存。在造律台文化南向迁徙的过程中,存在“江淮通道”和“豫南道”两条路线,豫南道的迁徙受制于石家河（后石家河）文化的阻碍,最终与江淮通道合并。位于豫南通道途中的平粮台城址是造律台文化在大的时代背景下进行政治实验的古老遗存,吸收和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传统,但是最终以失败告终。豫东造律台文化向西迁徙的一支为东夷后羿族群的文化,它催生了新砦一期、新砦二期文化,并对二里头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造律台文化逐渐从豫东地区迁出以后,来自山东的岳石文化进驻该地,与当地遗留的部分造律台文化混合,豫东地区的岳石文化不是本地造律台文化的直接演变而成的,两者没有明确的考古学文化意义上的垂直演变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