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工业化发展迅速,温室气体排放量也随之增多。据统计,中国自2005年起已经是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2019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982580万吨,占全球总排放量的28.76%,在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相关因素中,气候变化和其他一些限制条件的影响是最大的。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中国作为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减排是我们必须要面对和承担的责任,且在我国经济转型的当下,减排任务艰巨。2013年,我国开始实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在部分地区率先开展碳交易试点,碳交易机制具有较高的“性价比”,不仅契合我国发展战略,而且带来重大机遇和创新,随着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展开和发展,中国也在不断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努力为全球环境做贡献。就环境规制实施效果而言,有人认为严格合理的环境规制是激发企业创新的动力,进而提高经济效益,又能降低污染物的排放,实现环境与经济双赢,即实现波特效应。然而有的人认为环境规制的实施增加企业额外成本,从而降低企业对技术创新的投入,导致恶性循环,加剧环境污染。为了探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是否有效,并为实现节能减排和绿色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切实有效的建议,有必要对现行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减排效应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其经济效应进行检验。鉴于此,本文以2013年启动的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为切入点,使用2004-2019年中国30个省市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运用双重差分法探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减排效应,并进一步分析该政策的经济效应,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合成控制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并分别对各个试点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减排效应和经济效应进行分析。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环境红利,促进了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减少,各个试点分开来看,在政策实施之后,除了拟合效果不理想的北京和上海,其余试点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相较于合成控制组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说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在广东、重庆、天津、湖北都实现了减排效应;第二,对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经济效应从整体上来说,在不考虑任何控制变量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然而当引入其他重要控制变量的情况下,该政策是对经济增长有抑制作用的,而且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并不显著,各个试点分开来看,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对重庆和湖北的经济发展有正向作用,对广东的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明显作用,而抑制了天津的经济增长。基于本文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了以下几点政策建议:第一,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不同地区会产生不同影响,建议应该根据政策具体实施效果以及不同地区经济结构等不同情况来差异化推行该政策,制定既能满足减排要求又能促进经济发展的减排战略规划和具体实施方案,做到因地制宜、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而不能搞“一刀切”。第二,在某些地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虽然可能实现了碳减排,但同时也带来了经济发展水平的降低,例如天津,由于产业结构特点,第三产业的贡献度不大,这是不科学的。当前,调整能源结构可以实现碳减排,但长期来看并不能依赖于此,对此,应根据地区发展情况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加强技术创新,转变生产发展理念,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第三,制定政策兼顾环境与经济,不能片面追求量化目标,应根据我国具体发展情况,从多层面反映一个地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效果,以逐步实现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完全脱钩。第四,碳交易政策效果的好坏与碳市场的成熟度有密切关系,若在机制成熟之前过早推向全国可能会阻碍我国经济的发展。充分发挥政府引导、监督作用,将已开展碳交易市场试点的成熟经验运用到全国碳市场中。出台惠企政策充分调动企业积极性,为企业创新发展搭建舞台,激发碳交易市场活力,并不断完善机制体系,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保证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