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通过对技术观的追问与反思，以揭示对技术本质的不同理解将导致不同的技术创新观，并试图回答一个现实问题：如何应对人类技术生存危机，当前技术创新活动需要何种技术观来指导。本着这一立意，论文主要从四个部分展开思路：　　 第一部分：阐明当前技术创新观的技术决定论倾向及其困境。论文首先从现实问题出发，指出熊彼特传统技术创新理论存在技术决定论思潮。传统技术创新理论主要停留在经济和商业价值层面上，对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却面临自身无法解决的困境：环境危机、人的技术生存危机。　　 面对困境，人们对技术创新表现了两种相互对立的技术态度。悲观主义技术创新观认为，现代技术的高度发展带来人类文明衰落、人性毁灭的恶果是无法避免和克服的，为此只能阻止技术的发展甚至反技术。乐观主义技术创新观则把技术理想化、绝对化或神圣化，其实质是技术崇拜或技术救世主义。上述两种技术创新观虽然表面上相互对立，但都把技术发展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复杂关系简单化了，把技术游离于社会之外孤立地加以考察，都只局限于以技术为中轴、以技术万能为出发点的范畴来讨论问题，都陷入技术决定论的窠臼。因此解决当前技术创新观的困境，需要进一步探讨技术决定论的技术观。　　 论文在对技术决定论流派的技术定义进行梳理之后，得出结论：技术决定论技术观是本质主义技术观。本质主义技术观的问题在于其反历史的、实体论的和单向度的特点，把技术的本质理解为某种脱离其所处“社会-历史”语境的抽象物，认为所有的技术装置，无论其多样性如何，都具有同样的本质，这一观点将所有技术设备视作一类，因而预先排除了技术为善或为恶选择的可能性，导致了宿命论立场。　　 第二部分：围绕如何克服技术创新中的技术决定论思潮，引发出技术社会建构论对技术决定论的批评，并通过对社会建构论技术观的认识论与本体论意义的分析，进入一个更深层次问题的探讨：超越本质主义技术观。　　 新技术社会理论--技术社会建构论(SST)研究表明，技术和技术变迁是社会构成或者建构的产物，而非为某种自我发展的路径决定。人工制品的意义是由相关社会群体或操作子赋予的，是协商的产物，技术与其他社会文化没有区分。它有两个论点：一是社会是一种独立因素或者自主力量；二是社会变迁引起技术变迁。显然，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技术观。　　 社会建构论技术观的认识论意义在于打破传统的“技术-社会”二分的思维架构，通过对技术的社会建构性的证明消解了技术的自主性信念，从而揭示出技术的属人特征。并认为应该从对象性关系的思考转向人与人的关系或主体际性的思考，或者说是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建构思考技术。但是技术社会建构论依然存在一些本体论问题有待解决。如技术中包含的必然性的客观规律如何用社会建构来解释?社会性因素的可建构性和某些非社会性因素的不可建构性之间“质”的不对称如何在“行动者-网络”这样一种“对称性”分析中体现?论文认为这些问题都涉及到对技术本质的理解，社会建构论技术观对技术决定论技术观的超越是不够的。　　 由此，论文转入更深一步的探讨：如何超越技术决定论的本质主义技术观?在技术哲学领域，这一步得到了深入进行。芬伯格在批判地借鉴海德格尔、哈贝马斯等人以及技术社会建构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非本质主义工具化理论。但芬伯格的这一观点可谓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某种综合体。而反本质主义在拒斥技术决定论的同时，却又企图将技术的生成与发展归约为社会或政治因素的影响，又陷入了社会决定论的误区。后本质主义的“读者决定论”或“本文决定论”不过是某种新的决定论，而所有的决定论无疑都具有显著的本质主义特征。因此可知，对技术本质的理解陷入了困惑。　　 第三部分：着重阐述超越技术观困惑的出路--马克思实践技术观。　　 论文首先讨论了本体论或者说存在论意义上的实践概念。这一实践概念，更多地是奠定在维特根斯坦以及马克思的实践观之上的。从生活形式，或者从人类的实践理解字词的意义，理解人们行为的意义，是维特根斯坦哲学在方法论上发生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首先是被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确立起来，把它理解为人的存在的现实表征和确证。无论是笛卡尔将理性自我作为人的存在根据，或是海德格尔将语言作为存在的家，还是哲学解释学的所谓“理解是人的存在方式”的命题，都因为要么囿于理性范围，要么先在设定了意义和视域等，而难以充分规定人的整体存在。“只有实践范畴才具备最突出的总体性特点。因为它包容了人的存在的一切可能的维度，诸如理性-非理性、主观-客观、主体-客体、物质-精神、可说-不可说……等等一系列矛盾和分裂。实践范畴因而具有不可还原性和不可拆解性特征。”只有马克思的实践观不仅试图回到人的存在，而且真正回到了人的存在。　　 论文在分析原著的基础上，指出马克思既不是技术决定论者也不是社会建构论者，而是技术实践论者。论文认为，实践技术观是认识技术的新途径，是一种开放的技术观。正是实践使人们从种种乌托邦和思辨的批判中解脱出来，真正回到了现实，回到了人的存在本身。藉此人类才可以以有限的存在去追求无限，真正达到澄明之境。技术的实践视域不是通过思辨给出一个明确的技术定义，而是试图从技术创新实践活动中来把握技术的本质。同时，实践技术观也是解决当前技术创新困境出路所在。马克思实践观意义上的技术创新不同于熊彼特技术创新概念，在中观视角的实践技术观看来，技术创新本质是人的实践活动，实践是一个关系性范畴，为此需要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自身关系的历史实践过程中来理解技术创新，并解决当前技术创新存在的问题。论文也由此肯定了“实践转向”及关注技术创新哲学研究对技术哲学研究的意义。　　 第四部分：主要探讨实践技术观如何从理论到实践，指导现实的技术创新活动。　　 论文首先对技术创新模型的发展进行了分析。目前技术创新的模型已经历了五代的发展，显然，从线性模型到链式模型的转变，直至国家创新系统的提出，正反映出人们对技术创新过程多样性的认识，正沿着从技术决定论到社会建构论的思路发展。　　 但是，当前国家技术创新系统理论是经济学理论框架下的，其分析前提依然是经济人假设、利润最大化假设和市场完善论假设，是创新主体在工具理性意识和工具理性目标指引下的一种技术和经济相结合的社会过程。针对这一问题，实践技术观给予我们一种方法论的启示。实践技术观从中观层面对技术创新观予以阐述，认为技术创新是一种在人与自然、自然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展开的，通过技术与社会的相互作用，由技术设想到技术物品的社会活动过程。技术创新主体通过创新性技术实践、认识和评价，实现技术创新价值系统内工具价值、人文价值和生态价值的统一。因此，只有把技术创新放在整个社会文化大系统中才能真正把握技术创新的实践方向，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　　 由此，论文具体分析了技术创新的科学、人文、生态三个维度及其实现途径。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在置身技术化的生活世界之时，记得反思技术，在技术创新实践中努力实现技术人性化、生态化、科学化三个维度的融合，我们终会把握技术发展的未来方向，达到澄明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