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社会中的跨国婚姻可分为两类:城市中的跨国婚姻和边境地区的跨国婚姻。后者主要发生在中国边民与毗邻国的边民之间，近年来呈逐渐增长的趋势，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已经成为影响国家关系和边疆社会稳定的社会问题，其也因此备受学者们的关注。以往研究较多关注过中越跨国婚姻，与之相比，中缅跨国婚姻具有特殊性。本文选择与缅甸接壤的云南陇川县为观察地点，在四个民族村寨中进行田野调查，研究景颇族、傣族、傈僳族与汉族社区中的跨国婚姻现象，以探讨边境地区中缅跨国婚姻的特征及其特殊性所在。　　中缅跨国婚姻在中国与缅甸的边境地区是普遍现象，不但存在于各个边境村寨中，还涉及居住于这一地域中的不同跨国民族。归纳四个田野点的情况，中缅跨国婚姻呈现的特征主要有:数量逐年增加;以民族内婚为主;“外娶”现象普遍;均为事实婚姻且户口缺失普遍;因地域和民族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从通婚的发展历史看，边境地区的跨国婚姻并不是某个时期才出现的，它一直存在于边民的通婚圈中，并随之变迁而变化，且在各种力量的地域建构中逐渐凸显出“跨国”的意义。因此，跨国婚姻的延续表明，其与国界、民族生境与民族关系的发展密切相关。　　就本质而言，中缅跨国婚姻体现了跨国民族通过婚姻关系而进行的跨国交往，进而构建了边境地区跨国民族社会共同体。本研究通过跨国婚姻缔结的现代缔结模式、跨国婚姻家庭的社会适应以及跨国亲属的相互支持来呈现这一婚姻交往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在边境民族社会结构中，中缅跨国婚姻通过跨国的亲缘、地缘和业缘关系择偶，多表现为中缅边民自由恋爱的结果。这样的自由择偶增加了民族社会对跨国婚姻的认同，加之婚姻缔结过程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着民族习俗，中缅跨国婚姻也就在各自的村寨中得到认可。就国家法律规范而言，被调查的中缅跨国婚姻都未进行过婚姻登记，这便是其在“他者”视野中的特殊性。然而，与非跨国婚姻相比较，婚姻不登记在边境地区民族社会中具有普遍性。民族传统婚姻文化的法则和效力替代了“结婚证”，约束着跨国的婚姻关系。　　从社会适应方面考察，跨国婚姻家庭的生活与非跨国婚姻家庭并无太大差异。作为家人，缅甸籍一方积极的适应着家庭中的生产生活。在同一民族聚居的村寨中，他们作为“族内人”，被允许且积极参与社区的公共事务，在交往中形成了自己的社交网络，没有被“边缘化”。相比较而言，跨国婚姻在国家层面上体现了它的特殊。缅甸籍一方来到中国后被认为是“外国人”，尽管一部分人已经在中国取得户籍，但随着户籍管理措施与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大部分人要获得中国户籍的可能性随之变小。另一方面，随着国家各种福利政策的实施，如养老保险等，只有拥有中国公民身份的村民才可以享受，这也就凸显了跨国婚姻家庭中没有户口的缅甸籍一方，而且他们也逐渐意识到因为没有中国身份证而带来的生活或出行的不便。在陇川县，通过基层政府部门的政策调整以及基层工作人员的“因地制宜”，缅甸籍一方获得了一些中国公民才有的权益，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他们作为一个“特殊群体”而被边缘化。另外，与非跨国婚姻家庭相比，跨国婚姻家庭的亲属支持范围和程度相对较小。在多数跨国婚姻家庭中，姻亲关系的实践发生在核心家庭之间，即以缅甸籍一方血亲与跨国婚姻家庭之间的交往为主，这源于跨国亲属的实践受亲属间居住距离的远近以及国家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即便如此，跨国亲属之间的交往有意义于跨国婚姻家庭中缅甸籍一方在中国的社会适应。　　从择偶、结婚到家庭生活和亲戚交往，中缅跨国婚姻表现了边境地区的民族社会结构。从跨国婚姻突出的民族内婚特征来说，这一民族社会是超越了国界的共同体，族群受其关系结构和制度结构的限制，反之在共同体的凝聚力中实践着交往行为。因此，跨国婚姻关系的形成也就成为必然。另外，认同是促成边境地区跨国婚姻继续发展的心理因素。跨国婚姻中的认同是复杂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地域认同和国家认同等交织在一起。在某些场景中往往重点突出某种认同，如跨国择偶时表现了民族认同的情感，而婚后因公民身份问题而彰显国家认同的重要性。就目前来着，这些认同共同作用，推动着边境地区跨国婚姻的发展。　　在“外界人”的意识中，中缅跨国婚姻是有“问题”的，如婚姻不登记和缅甸籍公民身份缺失的现实。问题的起源并非婚姻本身，而是其所处的国家社会与民族社会之间存在着的某些“矛盾”所导致，但这一矛盾并不冲突。在实践中，二者对跨国婚姻的管理和约束呈现出互补关系，促进了公民身份建构与社会认同的同步。另外，跨国婚姻所附带的亲属交往、宗教信仰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影响边疆社会稳定的负面因素。因此，这也充分说明跨国婚姻的本质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　　本研究表明:边境地区的跨国婚姻具有民族和国家两个维度的意义，是婚姻于民族国家发展中表现出来的新特征。民族社会对跨国婚姻的认同体现了婚姻对家庭和民族共同体的功能，而国家对跨国婚姻的认同完全依靠趋向于个体化管理的法规制度，这也便是跨国婚姻在民族国家社会中成为“问题”的原因所在。通过边境地区中缅跨国婚姻现象的研究，可以得到两个结论:第一，婚姻在现代国家中的本质，即婚姻是表达人们建构某些社会关系的意识;第二，在民族国家中，民族自身的分界与国家赋予的分界不能完全重合，这将影响着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同步。跨国婚姻的继续研究将有益于探索多民族国家中如何通过公民身份将民族认同有意义的转化为国家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