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同时还强调“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国家在场、公民参与的社会治理体制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需要注意的是,基层是国家与社会联结的主要场域,公民参与的主要发生场地在基层,因此公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既契合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也是推进中国式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需要关注的现实问题是:公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哪些?内在作用机制是什么?如何产生耦合效应?实践的效果怎么样?未来的进路在何方?基于此,本文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系统分析公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影响因素、作用机制与效果评估,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本文从公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和公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等维度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总结和述评。在此基础上,结合中西方管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中经典的协同治理理论、参与式治理理论和公民参与阶梯理论,从整体性视角和“时间-叙事”结构系统总结公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动态演进历程,其背后蕴含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以及公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成就和现实问题等特征事实。研究发现,受历史阶段、传统文化、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等基本国情的影响,中国公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呈现出中国式特点。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首先,本文基于“宏观视角”运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7-CSS2019）微观混合截面数据实证检验制度保障对公民制度性参与、公民协商性参与和公民反馈性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影响,以及论证个体规范可能的中介效应,行为控制和结果意识可能的调节效应,分析公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保障效用的内在作用机制,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宏观视角下公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保障效用存在差异性,虽然整体上制度保障催发公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行为,但制度保障对公民不同形式的参与存在促进或抑制的差异化影响,主要表现为制度保障对公民制度性参与和公民协商性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具有显著正效应,对公民反馈性参与具有显著负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个体规范是制度保障影响公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作用机制,这种机制在“制度保障-公民反馈性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中介效应量最大。此外,知觉行为控制削弱了制度保障对公民反馈性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负向影响,结果意识负向调节了制度保障对公民制度性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正向影响。其次,本文基于“微观视角”运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5-CSS2017）微观混合截面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社会统计年鉴》宏观数据实证检验可持续生计资本对公民制度性参与、公民非制度性参与和公民对抗性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影响,遵循“客观能力-主观意愿-参与行为”的分析链条,论证政治兴趣和政治信任在可持续生计资本影响公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微观视角下的可持续生计资本对公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具有“赋能效用”,但这种“赋能效用”可能是正效用,也可能是负效用。主要表现为人力资本、自然资本或社会资本越丰富的公民越会采取制度性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行为,而金融资本对公民制度性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行为的影响效应为负;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公民非制度性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力资本对公民对抗性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行为的影响显著为正,社会资本对公民对抗性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行为的影响显著为负。进一步研究发现,政治兴趣和政治信任是“人力资本-公民制度性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行为”“人力资本-公民非制度性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行为”“金融资本-公民制度性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行为”“金融资本-公民非制度性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行为”“社会资本-公民制度性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行为”“社会资本-公民非制度性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行为”中的重要影响机制;政治信任是“自然资本-公民制度性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行为”“自然资本-公民非制度性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行为”中的主要影响机制。再次,本文基于“组态视角”构建35个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样本,从项目因素、政府因素和公民因素三个维度挖掘项目专业性、项目可接受性、参与制度化、内部环境开放性、公民参与意识和公民参与能力6大要素,分析公民阶梯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多因素“耦合效应”和“互动关系”。其中,制度保障和资本禀赋是影响公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行为的关键性要素,而这两个关键性要素是如何与其他要素耦合在一起发生催发效应的?多种因素是否以及在什么程度上是基层社会治理中公民高参与度的必要条件?多种要素之间如何耦合提高基层社会治理中公民高参与度?基于此,本文基于公民参与阶梯理论,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 QCA）实证检验公民阶梯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项目因素（项目专业性、项目可接受性）、政府因素（参与制度化、内部环境开放性）、公民因素（公民参与意愿、公民参与能力）对公民阶梯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具有“耦合效应”。其中,单个要素并不构成基层社会治理中公民高参与度的必要条件;实现基层社会治理中公民高参与度的组态路径有5种,分别为政府主导下的公民能力驱动型、公民主导下的项目驱动型、公民主导下依托项目可接受的政府驱动型、项目主导下的政府驱动型、项目主导下的制度与意愿驱动型。最后,本文基于“评估视角”运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5-CSS2017）微观混合截面数据评估公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绩效,公民参与具有较强的社会属性,本研究借鉴一种更加面向公共领域或面向社会的社会幸福感概念,以此来评估公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效果。研究发现,整体而言,公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行为有利于提高其社会幸福感;具体而言,公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具有较强的社会整合、社会认同、社会贡献、社会实现和社会和谐效应,但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公民对社会和谐感知效应为负,可能来源于对“风险社会”中“社会风险”的理性认知。此外,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行为会显著提高中老年人的社会认同感和社会实现感,同时也会显著提高未上过大学公民的社会认同感和社会实现感。相较于已有研究,本文的创新性尝试主要体现在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两个方面:第一,考虑到研究的系统性、基层社会治理的特殊性以及公民参与方式的多样性,研究视角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一是本研究基于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从通用视角、权变视角和组态视角系统性刻画了基层社会治理中“制度保障-参与行为”“资本赋能-参与行为”“多因素耦合-参与行为”和“参与行为-效果评估”闭环系统;二是本研究基于中国的现实情境,从公民制度性参与、公民协商性参与、公民反馈性参与或公民制度性参与、公民非制度性参与、公民对抗性参与的维度阐释公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类型,并创新性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 QCA）刻画了公民参与程度由低到高不参与、象征型参与和实质性参与的三个阶梯,丰富了中国场景下公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测量维度。第二,考虑到研究的整体性和过程性,研究内容具有一定的创新,一是本研究基于“时间-叙事”的结构动态化总结了公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历程、逻辑基础和特征事实;二是系统性实证分析了公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保障效用,并进一步探讨个体规范的中介效应机制,行为控制和结果意识的调节效应机制,本研究得出制度保障的完善程度应然促进公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而实然中可能会存在负效应的结论,即制度保障对基层社会治理中公民不同参与形式的差异化影响;三是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实证检验可持续生计资本的公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效应,并探讨其中可能的作用机制,扩展了资本禀赋范围,丰富了资本禀赋对公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结论;四是扩展了社会幸福感的研究领域,推进了公民参与本体研究中个体领域的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向公共领域的社会幸福感研究的转变。公民参与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和民主协商制度的集中体现,扩大公民有序参与是实现中国式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基于研究结论,本文遵循政府和公民两个主体提出几点可供参考的政策建议:一是从认知理念、实践过程和目标价值上转变基层社会治理整体范式,实现共建共治共享;二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创新,如进一步推进“科层制制度”、基层社会治理“共建制度”、基层社会治理“共治制度”、基层社会治理“共享制度”创新实践;三是综合提升公民资本禀赋水平,提高公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能力,优化公民生计资本结构,实施差异化生计策略;四是关注公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感知,提高公民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并进一步营造良好的公民参与环境,提高公民参与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