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速经济增长的背后，环境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的发展。控制污染排放和进行环境治理是应对环境问题的重要举措。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寻求节能减排的有效路径对中国而言更是现实而紧迫。在中国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大国治理背景下，众多的区域问题都植根于区域间的相互影响之中，形成空间效应。因而，从区域空间效应的视角探讨中国的污染排放与环境治理的问题，具有理论和政策上的双重意义。　　环境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很大程度源于外部性。针对这点，本文首先构建静态理论模型，探讨在外部性及分权体制下的地区污染排放与环境治理的行为特征。静态模型以地区（或地区政府）为决策主体，指出地区在相互影响中，行为趋于一致，地区倾向于偏离社会最优水平，污染排放更多而治污投资更少。中央通过统一规划和强有力的政策指引，能使地区一致地降低排污，提高治污投资。随后，构建动态模型，还原企业的决策角色，在微分对策的古诺双寡头竞争的框架下，引入企业减排投资的外部性，从两个层次阐述减排的区域合作的条件。第一是企业层次，研究企业间的减排投资的合作行为，当减排投资具有正外部性时，企业选择合作，当减排投资具有负外部性时，企业选择独自投资。第二是地区政府层次，研究地区政府愿不愿意进行区域合作。分析表明，只要地方政府足够重视消费者，只要市场容量足够大，地方政府将进行区域合作。特别地，当外部性为正时，地方政府间的合作随着外部性的增大而愈紧密;当外部性为负时，地方政府间的合作随着外部性的增大而愈疏远。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的减排分析建立在政府征收排污税的基础上。如果没有排污税的征收，企业并不会主动进行减排投资，从而不会存在企业减排投资合作与否以及有关外部性与贸易障碍关系的讨论。由此可见，节能减排、保护环境，需要政府强有力的环境措施作支撑。　　针对理论模型的命题，本文首先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来识别省区在污染排放上的空间效应特性，并以此来验证省区在排污行为上是否一致。实证结果表明，省区的污染排放相互正向影响，行为趋于一致。省区也会呈现追随与仿效全国平均水平的效应，从而导致“水涨船高、水退船低”。此外，省区仅选择性对全国层面的经济增长作出反应，并没有充分考虑全国层面的其他因素，甚至缺乏热情。　　然后，针对地区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改变排污效率，本文使用工业企业数据库构建了我国1999～2007年30个省（市，区）四位数产业结构调整指数，用来反映省级行政区的制造业内部的产业结构调整幅度，并与环境污染排放的省际数据相匹配，使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构造SBB统计量，结合空间效应，重点考察制造业内部产业结构变化对排污带来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对污染排污存在“损人利己”效应，即省区的产业结构调整降低了自身的单位GDP污染排放，改善了自身的环境质量的同时，却提高了其他省区单位GDP污染排放，恶化了其环境质量。这种“损人利己”效应在东部尤为显著。　　本文继而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模型，识别省区在环境治理投资行为上的空间效应特性。结果表明，省区的治污投资行为相互正向影响，行为趋于一致。经济发展和人力资本水平不显著影响治污投资水平，反映出省区对治污投资的一致行为，并没有因为地区经济发展和人力资本水平的不同而不同。　　最后探讨发展方式转变与环境治理的关系。本文以财富结构调整来表征发展方式的转变，结合空间效应，分析财富结构调整对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提高生产资本比例，同时提高本地区和其他地区的污染排放，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的同时降低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提高自然资本比例，不能促进经济增长，且同时提高本地区和其他地区的污染排放;提高无形资本比例，既能提高本地区的经济增长，也能提高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既能降低本地区的污染排放，又能降低其他地区的污染排放。虽然提高无形资本比例的短期增长效果不如生产资本，但其增长效应更为持续，而且效果会更大。从这个角度分析，提高无形资本比例，具有可持续发展性。转变发展方式，就要强调无形资本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