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人类政治生活中,随着客观上政治民主化的发展以及主观上公民政治意识的萌芽和觉醒,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越来越多元、机制越来越完善,通过各种合法的方式参与政治生活,公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承担着社会资源分配功能的政治权力的运行,最重要的是通过政治参与表达自身的政治倾向和主张,使得自身的利益得以实现。然而,在某些情况下,或者迫于事态的紧迫性,或者迫于常规政治参与渠道的滞后性,公民转而可能采取非常规的、自下而上的方式来进行利益的表达,以此纠正某种社会不公正、伸张某个群体的利益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见证了全球范围内的社会运动的爆发,以至于有学者将其特点概括为“社会运动社会”。到如今,社会运动已然成为现代民主社会中一个重要而广泛的活动,如近几年的法国“黄马甲运动”、韩国“抵制部署萨德全国运动”、美国“Me Too运动”等。面对日益频繁的社会运动,学界也试图对此作出解释,但美国社会学家道格·麦克亚当(Doug Mc Adam)对既有的集体行为论和资源动员论的解释并不满意,认为前者将社会运动贬斥为非理性的心理现象,后者则忽视了受迫害群体自主发起社会运动的可能性,因而,他在批判性继承二者的基础上,根据对美国民权运动的历史性考察,提出了解释社会运动的政治过程理论。该理论区别于只注意内部因素的集体行为论,同时也有别于只关注外部因素的资源动员论,一方面,政治过程理论考虑到了社会运动产生的外部因素,即政治机会结构,由此注意到了社会运动背后的政治属性,从而使政治学与社会学之间有了开展对话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它也非常重视内部因素——内生组织和认知解放——对社会运动的影响。而且,麦克亚当把社会运动看作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因而该理论也研究了社会运动发展/衰落的机制,在其中,增加了社会控制程度作为其解释变量,并且社会运动本身也从其产生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变为了一个解释变量。而麦克亚当的政治过程理论一经提出很快成为了社会运动研究领域的主导范式,在学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有些学者运用该理论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了它,而另外一些学者则对该理论提出了无情地批判,而其支持者也在对这些批判进行回应。麦克亚当在这些争议中开始反思和修正其理论的不足,他通过融合国内外学界的文化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相关成果,提出了新的政治过程理论。在新理论中,他的研究对象已然扩大,成为包括社会运动、革命、民主化等在内的抗争政治;他的理论型态也由之前的静态、单向过渡到了动态、互动的模式;他的理论方法也不仅仅局限于结构主义,增加了文化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考量。麦克亚当的政治过程理论对学界最大的贡献在于,它比资源动员论更进一步,不仅仅承认了社会运动的理性属性,而且揭示了社会运动是通过其他方式的政治,其政治属性打破了制度化政治与非制度化政治分野,学界开始更加重视二者之间的联系和相互影响。而且,政治过程理论凝聚了学界的共识,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们虽然在名义上分属不同的理论派别,但他们都开始关注政治机会、动员结构、框架过程对社会运动的影响,而这三个因素都是从麦克亚当最初的政治过程理论中分化出来的。当然,该理论也存在着固有的局限性,首先在于其核心概念——“政治机会结构”在学界难以达成共识,因而该概念难逃使用上的机会主义以及循环论证之嫌;其次,该理论的结构主义偏见并没有因为文化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考量而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