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突出了审判的中心地位,要求通过加强对侦查机关取证工作的监督、引导实现规范化取证,最终保障侦查机关获取的证据能经得起法律的检验。刑事查封、扣押作为一项重要的侦查取证措施,对其加以规制、规范查封、扣押权的行使也必然是此次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刑事查封、扣押制度的构建经历了漫长的探索期,1979年出台的第一部刑诉法赋予了扣押作为侦查措施的法律地位,刑事扣押制度初步建立起来。1996年刑诉法修订后,以检察院、公安机关主导的刑事扣押制度已基本成型。2012年刑诉法第二次修订,查封被正式写入法律,并且,查封、扣押的对象由“物品、文件”更为“财物、文件”,查封、扣押物的“财产”属性不言而喻,与此同时,电子数据也正式列入查封、扣押客体的范围内,这一系列的变化都凸显出刑事查封、扣押对公民财产权、隐私权的干预,而在“保障人权”价值指引下,刑诉法赋予了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申诉、控告的权利,弥补了权利救济的不足。2018年刑诉法第三次修订后,制度的发展进入了相对稳定的时期,已经形成了从启动、执行到财物保管、权利救济的完整体系。立法层面的制度设计已经力求尽善尽美,但从司法实践反馈的情况来看,刑事查封、扣押制度的运行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刑事查封、扣押的决定权掌握在侦查机关的手中,这种决定、执行一体化的模式引发了查封、扣押启动标准低在内的诸多问题;其次,执行阶段,查封、扣押对象的相关规定过于笼统,没有说明是否存在不得扣押的财物、文件,见证人制度因得不到贯彻落实而虚置,且查封、扣押清单使用不规范;再次,国内现行的查封、扣押物保管模式存在管理分散、监管不严格等弊端,保管模式不当增加了查封、扣押物毁损、灭失的风险,潜在威胁原财物持有人的财产权益,与此同时仅依靠保密义务并不足以杜绝公民隐私信息被泄露的可能;最后,虽然申诉、控告制度、国家赔偿法能对违法查封、扣押的受害人给予救济,但因制度设计上的不合理、赔偿范围的有限,导致实效不佳。对刑事查封、扣押制度存在的诸多问题分析不难发现,要对刑事查封、扣押制度重构就必须加强对查封、扣押权的监督,规范权力运行,落实公民权利的保障,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价值间的再平衡。具体而言,需以保障公民财产权、隐私权为切入点,并落实“以审判为中心”对刑事查封、扣押的指引作用,以司法审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两大抓手,规范刑事查封、扣押权的行使。与此同时,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为刑事查封、扣押注入智慧,保障证据保管链的完整性,从而实现反向制约查封、扣押权的目的。在规范查封、扣押权行使、保障公民权利的价值引导下,需从决定、执行、保管、救济四个环节入手,对刑事查封、扣押制度予以重构:第一、建立刑事查封、扣押的司法审查机制,将查封、扣押的决定权交付到法院、检察院的手中,明确查封、扣押的启动标准以及无证查封、扣押的适用情形;第二、赋予律师等查封、扣押相对人对特殊客体拒绝查封、扣押的权利、完善见证人制度、规范查封、扣押清单的使用并且对于非法查封、扣押证据予以排除,借此规范查封、扣押的执行;第三、成立跨机关统一管理机构,运用现代先进科技实现对查封、扣押物的线上、线下管理,严格监管,以保障公民财产权、隐私权;第四、重新确立申诉、控告的受理机关,完善处理程序,与此同时,明确刑事赔偿的范围,并将隐私权保障纳入到刑事赔偿的体系中,切实满足司法实践的需求。总体而言就是要以重构促“重生”,让刑事查封、扣押制度回到正当运行的轨道,重新焕发活力,更好的服务于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