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金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期货市场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宏观经济以及金融体系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相比于国外的成熟体系,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较晚、速度快,从萌芽到发展壮大,经历了野蛮成长以及转轨阵痛,至今已不断走向规范化、法制化的发展道路。期货市场所取得的成绩与国家的有效规制密不可分,以证监会为主的期货行政监管机关在行政规制非法期货交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涉及非法期货交易犯罪时,则应从刑法层面予以规制。尤其是网络非法期货交易的案件具有犯罪数额大、被害人数多以及社会危害性大等特点,迫切要求从刑事领域加强对非法期货交易的规制。由于非法期货交易行为从外观上看,既具有经营性质,又具有欺诈性质,因此司法实务对相关案件的刑法定性适用产生巨大争议,有的刑事案件办案机关认定为非法经营罪,而有的案件却以诈骗罪定罪处罚。本文认为,应当深入比较分析非法经营罪与诈骗罪主客观方面的实质区别,从而得出两罪的区别,再贴合案件事实进行分析,为非法期货交易行为的准确定性提供理论依据。经过比较后发现,非法期货交易具体属于非法经营期货还是期货型诈骗,客观方面判断的关键点在于案件中行为人有无进行真实的期货经营行为,即要分析行为人在平台是否进行真实的期货交易。而主观方面认定的关键点在于为行为人在整个过程中是否希望通过投入一定数量的对价来获取非法利益。综合分析,如果行为人非法组织真实期货交易的应当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而行为人仅借用期货交易之名,但无期货交易之实质内容,采取各类欺诈手段骗取投资者亏损和手续费的,构成诈骗罪。而居间商是否构成非法期货交易犯罪的共犯,应当以其对于平台“非法性”和“欺诈性”的主观明知程度予以认定。另外,非法期货交易犯罪以网络平台为为实施犯罪行为的空间,非法期货交易犯罪借助网络平台的放大作用极大地增加此类经济犯罪地社会危害性,对正常的经济秩序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因此有必要探究对相关网络平台的刑法规制。但司法实践往往忽略了对提供非法交易平台的帮助者和为非法交易提供支付结算的第三方支付结构追究刑事责任。为有效治理非法期货交易犯罪,有必要斩断关联平台与行为人的犯罪联系。本文认为,平台提供者和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帮助行为本质上属于网络技术帮助行为,对此可以《刑法》第287条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予以规制。虽然相较传统罪名的共同犯罪认定,此罪的证明标准明显降低,但仍需要具体判断技术帮助行为人是否“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为犯罪活动提供技术支持的行为。只有对犯罪链条的所有关联主体进行全面打击,才能对犯罪行为进行有效的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