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工业化社会的产物,汽车自诞生之日起就超越了交通工具的范畴,负载着特定的社会属性和文化特征。本文首先略述了汽车与现代中国社会的关系和汽车在现代文学中的书写,并在此基础上试图从茅盾三十年代的都市小说中挖掘出汽车的身影,主要通过汽车所代表的现代物质文明与传统文化的碰撞、汽车书写所反映出的茅盾对现代化在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的感受,和汽车形象所寄寓的茅盾构想国家民族命运的欲望这三大部分对汽车书写进行梳理。自一九零一年进入中国以后,汽车以西方现代物质代言人的典型形象驰骋于中国都市的大街小巷并走进了作家们的视野,以一种符合作家自我想象的审美意象参与到文学领域中。在三十年代的上海,尽管汽车真实地存在于社会的生活空间,以动感、时尚、矫健的身姿进军都市文化的领地,撼动了古旧中国的传统根基并试图从物质和精神层面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然而,由于它充满西化色彩的特殊身份以及中国复杂的社会状况,汽车并没能立即融入都市的文化生化中,它的形象充满了复杂的意蕴。具体到茅盾的作品里,它既以先进器物的形象出现,表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和茅盾对西方物质文明的理性赞美,同时在理性态度的背后也流露出现代化与茅盾感性层面的距离感,它还是一时难以化为作家自然而然的生命感受,难以真正进入作家的思想空间和感性认知。从理性和感性层面两个角度同时观察茅盾三十年代的汽车书写,便可感受到当时上海现代化的过渡色彩和隐含的稚气。现代化既是一个迂回反复的漫长过程,也是一种激励人构建的想象,而汽车作为社会进步的代名词与工业时代的物质代表,参与到茅盾的历史叙事中,成为现代性典型的物质表征。汽车参与下的史叙事具有强大的概括力,它把过去、现在和未来结合一体,建立起现代性的宏大叙事,通过政治想象圆满了作家对上海进而对现代中国形象的构建。表达出知识分子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与政治的传统文人精神。三十年代的汽车,最终还是没能消解社会性质和国籍的特性而纯粹地成为大众日常生活的消费品。它制造于西方、发展于西方并由西人引进,是意识形态与工业社会思维的结合,是中国复杂的现代进程中不可绕过的重要话题。汽车的历史在延续,而本文关注的,是现代化的初期汽车形象在茅盾都市作品中所折射出的社会文化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