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民族危机空前加深,国共两党摒弃前嫌共同抵御日本侵略者。但双方并非相安无事,摩擦冲突伴随抗战形势接连不断,为避免正面冲突,双方常常借历史以言当下,历史剧为双方争夺政治话语的领导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场域。1942年3月,郭沫若创作了历史剧《屈原》,围绕《屈原》的发表和搬上舞台,引发了一连串的风波。本文尝试以比较细致的个案研究方式,探讨这场争论的影响极其对郭沫若抗战时期文化领袖形象的塑造,进而显示历史记忆与现实政治的复杂互动关系。本文首先探讨《屈原》问世的政治背景,分别就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对郭沫若的争夺、抗战时期重庆的话剧运动两个主题进行阐释,意在说明郭沫若回国后并非当即投入中共的“怀抱”,其在政治态度上有过犹疑；抗战时期的重庆戏剧成为两党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国共两党通过话剧运动争夺民族话语的领导权。政治背景之外,通过重建郭沫若创作《屈原》的心路历程,体现中共“寿郭事件”对郭沫若政治态度转变的影响,以及郭沫若创作《屈原》的另一个关键因素：郭沫若长久以来对屈原研究的“情有独钟”及意欲将其戏剧化的倾向。之后,通过还原《屈原》的内容与主旨指出《屈原》在创作之初并非全然影射现实之作,其背后有着更为深刻的主题,除了批评现实,民族统一更是郭沫若创作《屈原》的确切旨趣；通过分析《屈原》背后的文化意涵,指出郭沫若的历史观念。相反,《屈原》创作之初并非如此“别有用心”,《屈原》的地位与影响形成于其现实影响之中——《屈原》与国民党文化政策的矛盾和与中共文化政策的契合、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争、《屈原》与《野玫瑰》之争。最后,抛却政治,从纯粹的学术史业绩层面,对《屈原》及郭沫若进行评价,以还原其本来面目：《屈原》的现有地位更多的是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其政治意义被过度阐释的结果。所以,称《屈原》“超过了历史上所有表现屈原的作品”,确有夸大其词之嫌。围绕《屈原》所产生的学术争论,不同学者对屈原及其思想的理解、认识上的差异,本应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内容,而争论所及之处,却掺杂了过多的个人观点和政治旨趣。郭沫若在抗战时期文化领袖地位的形成,一方面,是郭沫若本人选择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中共有意塑造的结果,所谓“时势造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