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曼斯曾经提出,从目标文学的视角看来,翻译都是因为某种目的对原文文本进行的某种程度的操控。本文将从这个角度出发,以意识形态为贯穿线索,来探讨鲁迅的翻译思想与实践研究。意识形态作为制约翻译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对译者翻译思想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操控作用。同时,译者的翻译思想,也会操控和影响所处社会的意识形态。本文尝试借助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和列费维尔的操控观,以及佐哈尔对文学翻译地位的探讨,以鲁迅的翻译观为研究案例,来探讨意识形态如何操控翻译思想和实践。翻译不是在真空环境下进行的。作为特定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产物,翻译反映了译者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目的。意识形态对译者翻译思想的操控主要体现在其翻译目的,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碰撞,翻译选材以及翻译的策略等方面。译者的翻译思想,同时会对社会的意识形态,受众的文化意识产生反作用。本文着重阐释了鲁迅的个人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以及其翻译思想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操控关系。中国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历史背景,影响了鲁迅在翻译思想上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观念。在与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相互影响和对抗之中,鲁迅逐渐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意识形态和翻译思想。借助西方的东方主义观,他看到了国民的劣根性和改革救国的迫切需要。他从受压迫的国家着手选择翻译题材,试图唤起国民的反抗和忧患意识。他所推崇的直译观,推动了白话和新文学范式在中国的发展,促进了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的重大变革。意识形态与翻译密不可分。本文尝试将现代文学翻译主将鲁迅的翻译思想与实践放置在操控理论背景下分析研究,来探讨其与社会、个人的政治意识形态关系。通过研究分析,使翻译研究不再仅禁锢在文本层面上。这是对翻译思想研究的一次尝试性的探索。本文的系统研究使我们能够更好的把握翻译的本质以及意识形态在翻译中扮演的角色。尤其是译者在翻译实践活动,文化重建以及意识形态变革中所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