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龄化背景下,由于我国人均期望寿命的延长以及家庭规模缩小等,空巢家庭已逐渐成为老年家庭的主要形式,而空巢老人也会面临较多的养老和心理问题。同时,关注空巢老人心理健康是实现健康老龄化必然要求。并且从公共管理角度研究公共转移支付等经济福利政策对空巢老人产生的心理福利作用也是很必要的。本文将抑郁情绪作为空巢老人心理福利的负向代变量,以经济福利的心理保障理论和安德森模型理论作为理论基础,从公共转移支付收入水平和类别角度分析了空巢老年人所获得的公共转移支付收入对其抑郁情绪的影响。分析数据来源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5”。首先,对比描述分析了60岁及以上空巢老人与非空巢老人在公共转移支付收入和抑郁情况上的差异,以及空巢老人公共转移支付收入分层现状。其次,通过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空巢老年人所获得的公共转移支付收入水平以及保险性、援助性、补偿性、公正性四类公共转移支付对空巢老年抑郁情绪的影响。最后,作出总结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本文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公共转移支付收入对空巢老人抑郁有显著影响,公共转移支付收入水平越高空巢老人抑郁的概率越低,公共转移支付收入主要是通过收入效应来影响空巢老年人的抑郁程度;第二,保险性、援助性、补偿性以及公正性四类的公共转移支付项目对空巢老人抑郁的影响有显著差异:保险性公共转移对抑郁情绪有积极作用,养老保险收入水平越高越可能减少空巢老人的抑郁情绪;而领取援助性公共转移支付并不能很好发挥收入效应来调节空巢老人的抑郁情绪;领取补偿性与公正性公共转移支付对减少空巢老人抑郁情绪的作用不显著。第三,老年人群体中空巢老人与非空巢老人的数量相当,两类群体在公共转移支付上收入上并无显著差异,并且不同类型公共转移支付类型存在分层现象。为此,建议要不断完善保险性再分配类别公共转移支付收入调整机制、加强援助性再分配与其他再分配项目之间的制度衔接建设、适度提高公正性与补偿性再分配的水平、在公共转移支付中增设合理的老年人健康体检补贴项目以及增加社区层面卫生服务的公共转移支付投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