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式治理是一种具有浓厚本土色彩和长久存在历史的特殊治理模式,在中国治理场域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与现实基础。革命年代的国家运动退场后,运动式治理依然因其明确的治理目标、快速的治理周期、即时的效果反馈和相对较低的发起成本等显性优势受到地方政府的青睐。但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运动式治理在生成过程中发生的偏误也常使其陷入合法性危机,在治理效果上大打折扣。本文基于质性研究方法,选取自2017年年初起在云南省大理州发起的以全面关停环洱海客栈为代表的“霹雳治污”运动为个案,以多源流政策议程设置框架为理论视角,对地方政府运动式治理的生成机制进行微观剖析。笔者认为,一项运动式治理行动的发生可以视作一个完成的议程设置过程,其中涉及“问题”、“政治”以及“政策”三条源流之间多个次级的交互与耦合,最终“运动”作为一种政策备选方案被选择,在政策共同体的推动下开启了政策之窗。在概念界定、调整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本文通过对“霹雳治污”个案中三源流的识别和分析,总结了地方政府运动式治理在生成与发起中多出现偏误的环节,认为问题识别的滞后、常态化内部动员的缺失、政策决策过程中民意的忽视及政策链条的不连续常成为运动式治理效果不佳的原因。由此,作者认为提高问题识别的敏感度与反应速率,加强常规治理的有效运行和法制监督,保障政策决策阶段的公共性价值取向,及时对运动式治理的方向予以纠偏和反思,应当成为地方政府在运动式治理本身难以避免的条件下,尽可能努力去完善与优化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