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伯特·马尔库塞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作为一个哲学家、社会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而举世闻名,并被称为“新左派之父”。在马尔库塞看来,被指责为“乌托邦的”事物不再是那些在历史世界中“没有位置”,也不能够有任何位置的事物,而是被现存社会力量阻止实现的事物。实际上,乌托邦的可能性内在于发达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科学和技术力量中: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些力量在全球范围的合理使用将会消除贫穷和匮乏。自由社会的出现,将以幸福增长转变为根本新品质的生活这一事实为特征。这种质变必须发生于人的需求层面,发生于人的基本构成层面(它本身是社会基本构成的一个维度):它是一种新的方向,新的制度和新的生产关系,它必须表达需求和满足的提升,而这些需求和满足不同于甚至反对压抑社会的那些盛行的需求和满足。这种变化将为那个曾经被阶级社会的漫长历史所阻碍的自由构建本能基础。自由将成为一种有机体的存在环境,这种有机体已不再能够适应被统治的,追求幸福的竞争性行为,不再能够容忍既定生活方式的攻击性,野蛮,和丑陋。而反抗将植根于个人的天性、个人的“生物性”;在这些新的基础上,造反将重新定义政治斗争的目标和策略,只有在这种政治斗争中解放的具体目标才能够被确定。因为人类自由的世界不能被现存社会建构,无论这个现存的社会如何的现代化和合理化它自身的统治。它们的阶级结构以及完善的控制体系要求维持现存社会,创造那些能够再生产奴役人类生存的需求、满足和价值。这种证实慈善主人存在正当性的“自愿的”奴役(自愿是因为它融进了个人的心灵),只有通过深入到人的基本构成中包容和满足的基础的政治实践,整个社会系统必须脱离并拒绝当权派的政治实践才能被打破,并指向价值的根本重估。这种实践包含与看到、听到、感觉到、理解到的事物的熟悉的、常规的方式的决裂,以致于有机体可能接受一种无攻击、无剥削世界的潜在形式。无论造反可能离这些观念多么遥远,无论它可能出现怎样的解构和自我解构,也无论城市中产阶级的造反和世界上受苦受难者的生死斗争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它们所共有的是拒绝的深度。造反让他们拒绝非法对待他们的游戏规则,拒绝传统的忍耐、说服策略,拒绝信赖当权派的友好,决绝它们虚假的、不道德的舒适,决绝它们残忍的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