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持续成长是企业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关系到企业生存及核心竞争力的形成。关于企业成长与规模的关系，最早的研究可追溯到Gibrat。Gibrat指出一个给定企业的成长率独立于其在研究期间的初始规模，即企业成长是一个随机过程，企业成长率与企业规模大小无关。这一说法随后被命名为Gibrat法则。
　　目前，各国学者选取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时间的数据对Gibrat法则进行了大量的经验分析，但国外研究居多，且结果存在较大差异。之所以存在差异化的结论，是因为控制变量、所选行业、数据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不同。现有研究多采用混合OLS和固定效应模型，然而企业规模一般并不服从正态分布，因此所得结果并非最优线性无偏估计量。甚至，样本的选择也可能会对研究结果造成差异(Mansfield，1962);择研究期间的所有企业，或选择在研究期间持续存在的企业，还是只选择达到最小有效规模(minimum efficient scale)的企业。由于存活下来的企业往往具有较高的成长率，所以若采用后两种样本，则很有可能使得估计结果有偏。
　　因此，本文利用1999-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采用分位数回归和Probit模型，从制造业整体层面、行业层面以及地区层面，考虑企业年龄、企业性质、出口强度、资本密集度以及市场集中度等因素，对我国制造业企业成长规律是否符合Gibrat法则进行实证检验，并探讨影响企业成长的因素，希望用更为全面的数据、更为准确的方法，得到更为稳健的结论。
　　实证结果显示，从总体来看，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成长规律不符合Gibrat法则，表现出小企业成长得更快的规律。然而，企业成长与规模之间的关系具有分位异质性和时段异质性，但系数大体上呈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2008年金融危机以前，规模一阶滞后项的系数普遍大于0.9，1999-2001年系数最大值为0.954，2002-2007年系数最大值为0.971，可见我国加入WTO的确给规模相对更小的企业带来了更大的成长机会。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企业的规模一阶滞后项系数则有所下降，最高仅达到0.913，说明纵使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仍占有一定优势，但增速己不如金融危机以前，成长压力凸显，并且随着企业规模越大，企业遭受的成长压力也越明显。分行业、分地区的研究结果也大致如此。
　　此外，在本文的研究期间中，企业年龄、企业性质、企业出口强度、企业资本密集度、市场集中度、企业地理位置和行业类别都对企业成长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1)企业年龄对企业成长性有负面作用，年龄越小的企业具有更快的成长率，并且随着规模增加，这种负向影响程度还会加深。(2)企业的国有性质和外资性质随时间、行业、地区和企业规模而对企业成长有不同影响，国有性质并不总能起到促进作用，外资在特定背景下也能拉动企业成长，对企业资本的选择应因时、因地、因业制宜。 (3)在我国加入WTO以后，企业的出口强度开始成为了企业成长性的重要影响因素，虽然这种影响是负面的。并且，东部地区企业受出口强度的影响最大。 (4)总体上看，资本密集程度越高的企业，其成长率更高，可以推断我国制造业企业处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过渡的阶段，在工业4.0的大背景下，成长潜力巨大。 (5)市场集中度是影响企业成长性的重要因素，但会因时间、行业和地区而有所差异，并会随着经济周期而变化。研究期间，东部地区企业持续受到市场集中度的影响。 (6)总体来看，中西部地区企业的成长性的确不如东部地区，但是，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在成长性方面有追赶东部企业的趋势。并且，对一些重要契机的把握，如我国加入WTO以及向资本密集型过渡的阶段，很有可能为中西部地区企业带来增长点。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首先，本文基于Gibrat法则，考察我国不同规模、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制造业企业是否具有差异化的成长规律。其次，本文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方法，采用分位数回归，并利用Probit模型计算出Inverse Mills Ratio，以控制企业的生存概率可能对结果造成的影响，得到了更为稳健的结果。最后，本文采用的是1999-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微观企业数据，时间跨度长，覆盖面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