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长达40年的高速增长。伴随着经济发展,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推进。城镇化主要表现为人口和非农产业在城镇的聚集,而城镇用地是聚集产生的经济活动开展的场所。城镇人口和GDP增长间接导致城镇建成区在空间上的蔓延,即城镇扩展。城镇扩展是一把双刃剑,有弊也有利。因此,以中国城镇用地为研究对象,探究城镇用地变化及其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对国家层面制定宏观的城镇规划政策,促进城镇用地合理有序增长有着重要的意义。城镇用地时空动态研究多以城镇用地为单独研究对象研究,综合城镇用地、GDP和人口的现有研究中,以城镇用地与GDP和人口的数量变化演变为主,缺少空间演变的研究。刻画城镇扩展格局时,考虑不同区域城镇用地之间的自相关较少。城镇用地或建设用地影响因素分析中,未充分考虑自变量的异质性。针对以上问题,以中国科学院1:10万比例尺土地利用数据库中提取的矢量城镇用地,以及统计年鉴中的社会经济数据为数据源,以东北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四大区域）作为区域划分,做了以下4个方面研究。（1）提出了一种定义两类地理对象空间分布主趋势方向差异的指数,并引入了空间差异指数。构建了一种城镇扩展速度的综合指数,该指数采用四分位数方法对城镇扩展速度进行分级,这是相对于现有研究的改进之处。结果表明:就城镇用地与第二、三产业GDP（二三产GDP）椭圆主趋势差异（UG）而言,四个年份（2000、2005、2010、2015）均是西部地区最大,东北地区最小。就城镇用地与人口椭圆主趋势差异（UP）而言,四个年份均是东部地区最小,2000、2005年西部地区最大,2010、2015年中部地区最大。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城镇用地与人口分布空间差异呈单调递减,分布趋于一致。在同一年份,相较于二三产GDP,人口的空间分布更接近于城镇用地的空间分布。2000-2015年,年均扩展面积和年均扩展率双高的类型A是最主要的扩展类型,扩展类型A主要分布于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2）应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和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GWR）,剖析了城镇用地规模影响因素变化及空间异质性。2000、2005、2010和2015年,在全国尺度上,二三产GDP、人口和城镇化率均正向显著促进城镇用地规模,三个因素对比而言,人口作用最大、二三产GDP次之,城镇化率最小。从四大区域对比来看,在各影响因素中,人口对城镇用地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最明显。二三产GDP对东北地区城镇用地规模影响不显著,而在东部地区在四个年份均正向显著,表明东北地区在2000-2015年期间,总体而言,经济发展对新增城镇用地依赖较小。就各变量对城镇用地影响的异质性而言,二三产GDP回归系数高值区主要位于新疆及长三角,西部开发过程中,对土地有明显需求。由于东北振兴宏观政策的实施,东北地区在2005年,二三产GDP对城镇用地影响较大,此时期经济发展消耗较多土地。人口回归系数高值区主要分布于东北地区,足以说明,人口对于东北地区的城镇用地需求有着决定性作用。（3）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及MGWR,探索经济发展影响因素时空特征。在全国尺度上,城镇用地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其中在2010年作用最大,金融危机时期,城镇用地供给有效促进经济增长。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变的明显。四大区域尺度上而言,东部地区城镇用地研究期内对经济发展均起到正向促进作用。投资始终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力量。就城镇用地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异质性而言,经济较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及东南沿海,城镇用地供给较能促进经济增长。（4）基于空间自相关探索县级尺度数据城镇扩展特征,并运用空间效应分解剖析影响因素的空间溢出效应。2000-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区年均扩展面积最大、对城镇用地扩展贡献最大的类型均为直辖市。在京津冀区域内,北京、天津城镇用地扩展速度一直明显领先于河北,城镇用地扩展极化特征突出。年均扩展面积高高集聚呈“跷跷板式”分布格局向“哑铃式”分布格局转变。城镇用地存在内生交互效应,本地城镇用地受邻近区/县影响显著,邻近区/县城镇用地规模增加1%,将导致本地城镇用地规模增加0.245%以上。就空间溢出效应贡献程度而言,京津冀在县级尺度上,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空间溢出效应在选用变量中最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