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汇丰、花旗和渣打为代表的跨国银行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推动了我国银行业的改革和开放，但也孕育着巨大的风险。这在客观上要求我国探索新的监管模式和提高监管的效率。本文分析了我国跨国银行政府监管的现状、比较了各国的经验，并运用管制经济学对跨国银行政府监管进行了需求供给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和趋势分析，最后提出了若干建议。 我国对跨国银行的监管存在许多问题，如监管法制不完善；专业性不强；缺乏持续性监管；风险监管和信息披露体系不完善；很少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与国际接轨程度不高等。 发达国家对跨国银行的监管大多以风险性监管为主，但监管模式有所不同。英国实行的是金融服务局单一监管；美国实行的是双线多头功能监管；日本实行的是以金融厅为核心、其它机构共同参与和受托监管的模式。中国的监管模式与美国、日本相似，但并不完全相同。 将管制经济学运用到跨国银行监管的分析上，是本文的创新。我国对跨国银行的政府管制主要是经济管制，包括进入、经营和退出管制等。跨国银行政府管制既有收益又有成本。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发现，跨国银行政府管制就是监管当局依据具体状况，通过对各种影响管制成本收益的因素进行调整和改善，以寻求最佳管制效率点的一个动态的帕累托优化过程。金融自由化是大势所趋，与此对应的是放松管制，但并不意味着否认对跨国银行的政府管制。 那么，如何做到既提高跨国银行政府管制的有效性，又不影响我国银行业的改革和开放?答案是审慎性金融监管。首先，政府应该规范自身的行为，包括削减政府权力、改变权力使用的方式等。其次，应加强监管体制的构建和完善，包括法律规范、九大机制以及各管制机构的协调机制等。最后，完善全球并表监管协调机制，包括加强与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接轨、加强与跨国银行及其母国监管当局之间的对话和合作、明确各自的作用和具体的跨境监管计划、理解和认同彼此的合理要求、尽量避免重复性的审批和审查工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