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与政府建立各种形式的政治关联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非常普遍的一种现象。作为一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正式制度缺陷的非正式替代机制,政治关联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投融资决策和整个资本市场的运行都起到了深远影响,也成为很多国内外研究的关注热点之一。有研究认为政治关联对企业而言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能够帮助企业克服落后的正式制度的阻碍,更加便利地获取政府的稀缺资源和各项支持；也有研究认为政治关联实际上是企业向拥有资源分配权的政府和政府官员进行寻租的一种手段,会消耗企业资源和成本,影响企业正常的收益。对于处在经济转轨背景下的我国而言,特殊的制度背景和文化意识更决定了政企间的亲密关系对企业发展的重要程度,企业与政府间的联系是在研究我国企业经营活动和经济行为时无法回避的议题。因此,有必要从资源获取和使用的视角,对政治关联给企业带来的利弊进行进一步的深入探讨,以厘清我国政企关系未来的发展和完善方向。另一方面,财政补贴是企业建立政治关联后重点争取的一项主要政府资源,作为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弥补市场失灵的重要工具、财政调节经济的重要杠杆,财政补贴既是一种宏观的经济工具,担负促进整个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职能,又对企业这样的微观经济个体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因而,有必要把政治关联和财政补贴相结合起来加以讨论,研究企业与政府建立政治关联后是否有助于企业获取财政补贴,企业付出的政治关联成本的多少是否与所获取的财政补贴数量存在一定相关性,依靠政治关联获取的补贴是否能真正发挥效率,为企业所合理利用,哪种所有权性质的企业可能有更强烈的“补贴效应”,研究这些问题对于丰富有关政治关联和财政补贴的研究、完善相应的政府补贴政策和制度、进一步提高企业使用财政资源的效率等都具有很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我国的经济与政治环境、制度背景为依托,以寻租理论、代理理论、政治成本理论、效率理论等理论为基础,遵循从逻辑推理分析到实证检验,再到政策建议的思路,使用我国上市公司2006—2011年的经验数据,对企业政治关联程度和政治关联成本、政治关联程度和财政补贴、政治关联成本和财政补贴、政治关联企业财政补贴和企业效率等变量间的关系以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上述变量关系间所体现出的差异等进行了分析和检验,并根据实证研究结论提出对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对于更加全面地审视和理解政治关联在经济活动中所起的作用、财政补贴资金使用效率的进一步提高、政企关系的完善等都具有一定的理论补充和现实指导意义。本文共分为六章,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为导论。主要依托理论和现实背景,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阐明具体的研究意义,并对文中涉及的主要概念作了较为明晰的界定,对国内外关于政治关联和财政补贴等主题的理论和经验研究进行了文献回顾和总结,在把握相应研究领域内在发展逻辑的基础上对现有研究进行述评,最后对本文的研究内容、框架、思路和方法等作了简要说明,同时介绍了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和不足。第二章为政治关联、政治关联成本与财政补贴的理论分析。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本章首先从寻租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等角度探讨了企业政治关联形成的理论基础,从我国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动机、背景以及途径等方面分析了我国企业政治关联建立机制。同时,本章分析了我国企业财政补贴形成的理论基础、动机及其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政治关联、政治关联成本与财政补贴的理论模型,从而为企业政治关联和财政补贴的研究假设提供了基本理论依据及支撑。第三章为政治关联与政治关联成本关系的实证研究。本章以政治关联会给企业带来一定的基于寻租目的的非生产性支出和因承担政府转移的目标而发生的成本“代价”为基本思路,对政治关联成本的具体概念、产生过程、计量方式等作了界定和说明。在此基础上,提出企业政治关联程度和政治关联成本关系的假设,然后按照所有制类型把企业划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这两类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动机、后果等进行了比较,提出关于这两类企业政治关联成本差异的假设。最后运用我国2006—2011年的上市公司数据对上述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第四章为政治关联与财政补贴获得关系的实证研究。本章以“政治关联是影响企业财政补贴获取的重要外部因素,政治关联通过政治关联成本这一内在机理对企业财政补贴获取起作用”为基本思路,分析了企业政治关联程度、政治关联成本与其财政补贴获取间的内在关系,然后比较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间政治关联与财政补贴获取的关系所存在的差异,并分别提出相应假设。最后运用我国2006—-2011年的上市公司数据对上述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第五章为政治关联与企业财政补贴效率关系的实证研究。本章以政治关联的“效率观”和“关系观”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为分析的基础和逻辑起点,以政治关联是影响企业财政补贴使用效率的重要外部环境因素之一为基本思路,分析了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如何影响其在获取财政补贴后产生的实际经济和社会效率(即财政补贴使用效率),然后比较了具有政治关联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政治关联与财政补贴使用效率关系方面的差异,并分别针对上述理论分析提出研究假设。最后运用我国2006—2011年的上市公司数据对上述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第六章为研究的结论与政策建议。主要根据前面的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归纳和总结了本文的研究结论,提炼了研究结论背后说明的主要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对我国的市场经济完善、政企关系改良、财政补贴制度健全等提供一定的实践参考。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与政治关联成本呈正相关关系,并且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程度对政治关联成本的正向影响高于国有企业。在我国政府干预企业程度较高、“关系文化”深刻影响市场活动的大环境下,政治关联之下的寻租活动使得企业必定要支付相应的政治关联成本,作为获得政府支持、保障企业自身长远发展的必然代价,这些政治关联成本包括企业因被迫承担政府转嫁过来的就业等各种政治和社会目标而发生的成本,也包括企业为向拥有资源分配权、管制权等权力的官员疏通关系、提高竞租成功的可能而支付的非生产性支出。当企业政治关联程度越高时,置于社会高关注度下的企业出于维护自身社会形象、声誉以及确保能够稳定获取政府资源的考虑,就要付出越多的政治关联成本来维系良好的政企关系。区分企业所有制类型来看,我国的国有企业与政府具有与生俱来的“天然血缘关系”,相对能得到政府更多政策上的倾斜和扶持,而与政府天然联系并不紧密的民营企业在开展经营活动时则比国有企业面临更多的障碍和阻力,民营企业自然把政治关联视作争夺有限资源的重要途径,为维护来之不易的政治关联而需要付出更多的政治关联成本。本文定义的政治关联程度指的是企业关键人物个人的行政级别,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与政府“亲缘关系”显著的国有企业,其政治关联程度与所付出的政治关联成本的关系相对没有民营企业那么突出。这一结论的背后,也反映了我国的民营企业常常要承受政府更大的“侵害”、“掠夺”,印证了政府对民营企业“掠夺之手”的存在。(2)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政治关联成本与所获得的财政补贴资金皆呈正相关关系,并且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程度所产生的正向财政补贴获取效应高于国有企业。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政治关联程度越高的企业,其发展潜力和社会形象的信号显示机制就越强烈,自然能够在政府提供财政补贴资金时获得更多青睐。同时我国财政分权制度赋予了地方政府较大的政策上的自主权,因而政府也愿意在设定财政补贴划拨的条款时,给那些政治关联程度高的企业留下“寻租”的空间,为它们获得更多补贴资金提供方便。另外,从政治关联成本这一政治关联企业获得政府财政补贴支持的内在机理出发来考虑,作为理性经济人的企业和政府,都希望能维持政治关联所带来的寻租关系的平衡和长远,若企业为政府作出了大量政治关联成本投入却得不到相应补偿和回报,这种寻租关系难以维系。因此,财政补贴资金实际上就是政府对付出了高政治关联成本的企业所给予的一种“报偿”,付出的政治关联成本越多,企业相应得到的“报偿”也就越多。区分企业所有制类型来看,我国民营企业在政府资源获取和政策支持方面的优势远不如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不需要再特别依靠建立政治关联等方式来争夺财政补贴等政府的有限资源,而这恰是民营企业迫切需要的。良好而密切的政企关系是民营企业实现谋求长期发展、拓展生存空间目标的重要保障,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越高,对企业争取财政补贴等资源的积极作用就会越大,这种积极的影响是高于国有企业的。(3)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在获得财政补贴后并未产生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率,甚至还导致了效率下降,也即建立政治关联并不能给企业带来高效率的财政补贴使用。并且,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其获得财政补贴后对经济和社会绩效产生的影响要好于国有企业,也即具有政治关联的国有企业的财政补贴使用效率逊于民营企业。由于政治关联的背后是典型的寻租活动,对于有政治关联的企业而言,其自身是否具备合理利用政府补贴资金的必要条件和实力已经不再那么重要,因为政府官员更看重企业是否能帮其实现各种利益目标,而不在意企业将财政补贴资金用于何处,收效如何。可见,“寻租观”更加符合我国政治关联企业的财政补贴使用效率实际情况,财政补贴资金实际上已成为政府和企业维持彼此寻租关系的一种筹码。区分企业所有制类型来看,民营企业为获取财政补贴,付出了比国有企业更多的政治关联成本,其管理层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也会更加积极地使用好财政补贴资金,而国有企业因其突出的治理问题和特殊的产权性质,高管对财政补贴资金使用效率的重视程度并不如民营企业。因而,尽管从整体上看,我国政治关联企业的财政补贴使用效率普遍较低,但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在获取财政补贴后,财政补贴对其经济和社会绩效的影响还是要比国有企业好。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有：(1)将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政治关联成本、财政补贴获取数量、财政补贴使用效率(即企业获得财政补贴后的效率)纳入一个框架体系内进行研究,对政治关联、财政补贴和企业效率三个变量间的关系作了更加深入的定量分析；(2)将政治关联成本这一变量作为企业建立政治关联与获得财政补贴的内在机理,纳入到相关的研究模型之中,从而进一步明确了企业政治关联影响财政补贴资金获取背后的实质性作用因素；(3)将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现象也纳入研究范畴,扩展了政治关联的研究样本,丰富了关于政治关联和财政补贴关系的研究,并为比较我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经济行为及后果的差异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