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是应打击恐怖犯罪需要而出台的《修正案（三）》中确定的罪名，可谓“急就章”。其后针对本罪出台的司法解释也是带有应“非典”而生的性质。可以说，本罪及其司法解释一出台，便带有应时而作的特性。自该罪名诞生的四年多以来，由于并没有更进一步的立法及司法解释出台，在实践中应用时又存在一些需要厘清的问题。例如，笔者观察了所能搜集到的案例及论文，发现就“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如何认定，实务及理论上，就存在不同的论述。以及“虚假恐怖信息”、“编造”、“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确切定义是什么，学者们也有各自观点。　　针对本罪名，笔者搜索了“中国期刊网”上的优秀博、硕士论文和学校图书馆的资料，发现还没有对本罪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以及优秀博、硕士论文。在可以在中国期刊网上可以搜索到的关于本罪的学术文章也只是寥寥无几，甚至尚无人作过该罪名的比较研究。可以说，这是个在学术上相对受到“冷遇”的罪名。但与此相对应的是，该罪名近几年来在谈论社会谣言传播事件时屡屡见诸于各种媒体，这表明涉嫌该罪名的社会失范行为逐渐增多。一“冷”一“热”，其中自然有讨论的空间。　　本文分五个方面对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进行了初步研究。　　第一部分为“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概述”。本部分回顾了本罪的立法背景及立法沿革，并初步分析了本罪之犯罪行为的特点。在此基础上针对本罪名进行了比较研究，明确了各国对该类型犯罪行为描述的共有因素，并借以指出本罪的立法原意。　　第二部分为“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的构成特征”。该部分探讨了本罪的犯罪客体、客观方面、主体及主观方面。本罪客体是“社会心理秩序”，且并非必须针对不特定人实施犯罪行为才可侵犯本罪客体。客观方面的讨论侧重于“虚假恐怖信息”、“编造”、“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等条文用词的确切含义。尤其是通过对“虚假恐怖信息”的讨论，明确了虚假恐怖信息与《治安管理处罚法》范畴的虚假信息的辩证关系。　　第三部分是“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的认定”。探讨了本罪与投放虚假物质罪、敲诈勒索罪、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联系与区别，并明晰了该罪名适用中“编造”与“传播”逻辑关系混乱的问题。　　第四部分是“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存在的问题及完善构想”，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属于“存在问题”范畴，分四点。第一点分析了该罪在立法上面临的挑战，包括该罪罪状中存在定量因素，以及刑罚设置跨度较大，加上司法解释的缺位，这就使得法官在使用该罪名时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实务中已经存在量刑失衡的问题。二是分析了实务中“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的缺位，并讨论其原因，即“明知”标准的难以界定。三是提出了在新媒体化环境下，该罪有可能成为一个多发、高发罪的特点。四是从“SARS香蕉”、“病猪肉”谣言入手，提出了谨防本罪名在司法实践中扩张的建议。第二部分为“完善构想”，针对存在问题提出了三方面建议。一是通过立法解释及司法解释的方式，界定何为“虚假恐怖信息”，赋予“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及“严重后果”以量化标准。二是在司法上要慎重定罪，避免将只负行政责任者入罪。三是在犯罪预防上，注重稳妥解决各类社会矛盾，且应加强消除虚假恐怖信息流传开后的影响，同时加强信息传播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