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宫颈癌是最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之一,85%以上的患者分布在发展中国家,而我国每年新发确诊病例数约占总数的1/4^[1]。手术是早期宫颈癌患者的首选治疗方法^[4],早期术后患者大部分预后较好,但仍有不少患者出现肿瘤复发和远处转移^[17]。《NCCN指南》主张将淋巴结转移阳性、切缘阳性、有宫旁浸润、肿瘤体积较大、脉管癌栓阳性和深层宫颈间质浸润定义高危复发因素^[4],一些研究还认为术前临床分期较晚、肿瘤组织分化程度较低、组织学类型为非鳞癌和具有高危复发因素的个数较多也与术后的预后密切相关^[5-9]。对于具有上述高危复发因素的早期宫颈癌术后患者,指南建议行辅助同步放化疗,但是否联合辅助化疗目前尚未提及,且国内外文献对此报道不一^[12-15,18]。因此,针对具有上述高危复发因素的早期宫颈癌术后患者,探讨辅助化疗联合放疗的疗效、毒副反应以及影响预后的临床病理特征,对改善早期宫颈癌的预后具有重大意义。目的:探讨早期宫颈癌术后具有高危复发因素的患者行辅助化疗联合放疗对无病生存和总生存的影响,同时分析区域淋巴结转移、切缘阳性、宫旁浸润、原发肿瘤体积大小、脉管癌栓、宫颈间质浸润深度、临床分期、肿瘤组织分化程度和组织学类型等高危复发因素对预后的影响,为临床治疗和判断预后提供指导意见。方法:回顾性分析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肿瘤科2010年1月至2012年12月收治的,具有高危复发因素的88例ⅠB-ⅡA期宫颈癌根治术后行辅助化疗联合放疗的患者完整临床资料,术后随访至少60个月。观察术后行辅助化疗联合放疗的无病生存、总生存及不良反应,同时采用单因素、Cox多因素分析区域淋巴结转移、切缘阳性、宫旁浸润、原发肿瘤体积大小、脉管癌栓、宫颈间质浸润深度、临床分期、肿瘤组织分化程度和组织学类型等高危因素对早期宫颈癌术后患者DFS（disease free survival,无瘤生存期）和OS（overall survival,总生存期）的影响,并根据具有高危复发因素个数的不同,分为A（1-2个）、B（3-4个）、C（≥5个）三组,比较三组的3年、5年DFS和OS。计数资料采用SPSS 22.0软件分析,单因素生存分析采用Kaplan-Meier法,同时用Log-rank检验进行差异性分析,多因素分析采用Cox风险回归模型进行。结果:（1）88例患者的3年DFS和OS分别为77.3%和85.2%,3年远处转移率和局部复发率分别为10.2%和12.5%;5年DFS和OS分别为75.0%和80.7%,5年远处转移率和局部复发率分别为11.4%和13.6%。术后行辅助化疗+放疗（同步DDP增敏）后的早期毒副反应主要为胃肠道反应30.7%（Ⅰ^Ⅱ度）和3.4%（Ⅲ度）,骨髓抑制44.3%（Ⅰ^Ⅱ度）和18.2%（Ⅲ^Ⅳ度）,晚期毒副反应主要是放射性直肠炎13.6%（Ⅰ^Ⅱ度）。但以上毒副反应患者均可耐受。（2）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临床分期、淋巴结转移、切缘阳性和间质浸润深度与早期术后宫颈癌的3年、5年DFS相关（P<0.05）;切缘阳性与3年OS相关（P<0.05）;淋巴结转移、切缘阳性、间质浸润深度与5年OS相关（P<0.05）。Cox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淋巴结转移、切缘阳性与3年、5年DFS相关（P<0.05）;切缘阳性与3年OS相关（P<0.05）;淋巴结转移、切缘阳性、宫旁浸润和组织学类型均与5年OS相关（P<0.05）。（3）根据具有高危复发因素个数的不同,分为A（1-2个）、B（3-4个）、C（≥5个）三组,三组的3年DFS分别为95.5%、83.3%和38.9%,5年的DFS分别为95.5%、79.2%和38.9%,3年的OS分别为95.5%、85.4%和72.2%,5年的OS分别为95.5%、81.3%和61.1%。随着高危复发因素个数的增多,其3年、5年DFS和3年、5年OS逐渐降低,其中三组的3年、5年DFS和5年O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三组的3年O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1）针对早期宫颈癌术后具有高危复发因素的患者,同步放化疗的基础上联合辅助化疗与目前文献中标准的同步放化疗比较,患者的无病生存及总生存无明显优势,但降低了远处转移的发生率,骨髓抑制的发生率相应地有所增加。所以,对具有高危复发因素的早期宫颈癌术后患者进行辅助化疗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需要进一步扩大病例数,并行前瞻性的对照研究。（2）淋巴结转移、宫旁浸润、切缘阳性和织学类型是早期宫颈癌术后患者的独立危险因素;高危复发因素个数越多,患者的预后越差,高危复发因素的个数是其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3）术前临床分期、间质浸润深度与早期宫颈癌术后患者的预后重要相关,但并非独立危险因素。对于原发肿瘤体积、组织分化程度和脉管癌栓等因素与预后没有明显的影响,应进一步行大样本多中心前瞻性的对照研究和长期随访数据的积累评价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