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德潜是清代著名的诗论家,他总结了儒家诗学的以伦理价值为核心的理论,在强调诗学与现实人生关系的基础上他又继承了七子派的格调说和王士祯的神韵说,而对叶燮和钱谦益的诗学也有所吸收,最终确立以人心教化为本、以性情为先,兼容格调与神韵的诗学思想体系。他的思想既是宋末以来诗学论争向诗学传统回归的总结,也是儒家诗学思想的最后一次大的回归。这对我们理解中国古典诗学在总结期的特点,分析儒家诗学思想的内在特点皆有很大的意义。沈德潜诗学思想的形成是三个方面合力的结果。首先是康乾之际相对平稳的政治经济状况。康熙和乾隆二人都十分重视文化对政治统治的有效帮助,尤其是康熙帝,为了缓和文化差异所带来的民族对立,他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文化政策,亲自出面组织文人整理文献。乾隆本人也嗜诗成癖,经常在馆阁之间与大臣酬唱应对。这一派文化繁荣的景象使得儒士觉得久已掩埋的理想似乎有了实现的可能。沈德潜的诗学思想正产生于这样一种时代氛围中。其次是明亡之后儒学价值向经世致用转变的文化动向。江山易主对于汉族知识分子而言不啻一场文化重创,在深入反思明亡的原因之后,从追求“内圣之境”向追求经世致用之功成了主流文化选择。诗学问题也被当作文化问题加以反思,诗学与世道人心的价值成了清初以来诗论家普遍的价值诉求,许多古老的诗学命题在他们手里都得到重新解释。再次,自宋末以来的诗学探讨为其思想的最终建立提供了大量的资源,尤其是在从明代开始并延续到清初的诗学论争中,纯诗学的问题在王士祯那里结穴,诗学的文化功能就成了诗学关注的焦点。这是中国诗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使然。沈德潜的诗学思想主要有诗学本体思想和诗歌史观念两个部分构成。他的诗学本体思想是从纵深层面对诗歌本质的体认,诗歌史观念则是诗歌本体思想在历史层面的具体显现。二者共同组成了其诗学思想体系。“温柔敦厚”和“格调神韵”是沈德潜诗学本体思想的二基元,前者由诗歌的文化功能上要求诗歌必须具备教养心灵、提撕人性的现实意义,后者则由诗歌的审美传统惯例上要求诗歌必须保持自身的审美特征。“温柔敦厚”的诗教说完成了儒家伦理价值诗学的总结,“格调神韵”说则折中调和了自明代以来的诗学论争,在这个过程中诗教说给沈德潜提供的有利的视角。但是由于伦理的标准与审美的原则,诗歌的本体价值与诗歌的现实价值之间的差异,沈氏的诗学本体思想善和美缠夹在一起,善的原则居第一义从而导致对美的原则的斫伤,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这也是儒家诗学思想普遍的内在困境。与此相应,他的诗歌史思想也呈现为伦理价值的历史与事实的历史之间的纠缠。沈德潜用选本的方式重建诗歌史,其根本目的在于重新确立诗歌的文化精神,选本所展现的不仅是创作的典范更是精神的典范。因而在他的这一诗歌史构想中,诗歌本体的发展史是被依附于诗学精神的传承史之后的。他是以伦理价值标准对本原的诗歌史进行取舍和排序的,尽管他也有以诗体流变、风格迁移为中心建立诗歌史的意识,但是由于价值观念的牵制,这一诗歌史无论是在对诗歌史格局的把握还是对诗歌本身演变轨迹的描述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沈德潜的诗学思想对于我们认识儒家文艺美学思想,处理好道德批评与审美批评的关系,建立比较切合诗歌发展规律的诗歌史皆有不小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