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道德绑架事件频频出现于人们的视野,社会公众网络围观的同时,其实更多的是迷茫和困惑,欲从中寻求道德评价的真谛而往往苦于无解,于是,道德绑架事件往往在网络上或者自媒体上持续发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网友灌水,相互攻讦、谩骂、嘲讽……最终轰然散场。难道道德评价失去了标准?主流媒体该在这一起起道德绑架事件中承担起何种责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实践难道不应体现在这是非曲直的争辩中?作为政府“咽喉”的主流媒体,在回归理性和新闻本位的过程中,宣传报道道德绑架事件必须厘清主流媒体应尽的社会责任,找到为社会服务的切入点,注重社会参与、社会沟通、社会疏导、社会监督,利用媒体议程设置,寻求解决道德绑架事件的路径。媒体生态多样化、平民化、个性化和交互式的传播形式,在为道德绑架事件提供新的解决路径的同时,也产生了新问题。我们不得不探究到底是谁用绑架我们的行为,其目的是什么,又是通过何种手段来实现的。主流媒体通过对道德绑架事件的关切与回应,解构道德绑架事件的发生机制,在承担建设社会道德环境的责任之上,立足于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宣传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与此同时,创建道德绑架事件中主流媒体传播动力机制模型,分析主流媒体在舆论传播中和群众的双向互动功能,探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媒体传播中的流向;对“安徽好人”宣传报道的受众反应与公民道德环境建设的关联性调查研究,提出主流媒体在构建和谐社会、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存在的重大问题。通过以上对主流媒体议程设置的探究,完善道德绑架事件主流媒体议程设置,构建道德绑架事件中主流媒体议程设置四阶段舆论引导模式,加强主流媒体的人文关怀,促进媒体发挥应有的社会功能,推进主流传媒议程设置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