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知识产权战略的深入推进和知识经济的蓬勃发展,商标与企业核心利益、盈利增长点的结合日益紧密,逐渐成为企业抢占市场份额、争夺市场地位的有力抓手。然而,市场经济中经营得当的商标在积累良好商誉和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也极易招致心怀叵测之人的垂涎。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商标恶意诉讼不但屡禁不止,且呈日渐泛滥之势。商标恶意诉讼,是指行为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在缺乏事实基础的情况下对被诉侵权人提起的商标侵权诉讼。这一恶诉行为既不同于滥用诉权行为,亦有别于商标虚假诉讼。依据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商标恶意诉讼可被分为意图取代型、敲诈敛财型和恶意攀附型这三种类型,从而得以克服现有理论分类所存在的分类标准不明确、多种分类视角交叉等缺陷。商标恶意诉讼在我国如此泛滥的原因是复杂多元的,概括而言,在商标制度本身存在漏洞的前提下,立法者未能及时制定相应的规制措施,导致行为人在面对巨大的经济利益引诱时选择铤而走险,企图借助此恶诉行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对商标恶意诉讼进行规制,具有法理学和商标法上的理论正当性。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行为人提起商标恶意诉讼的行为不仅与诚实信用原则所要求的“权利的行使不得损害他人合法权益”这一核心要义相违背,还由于打破了商标权人、相关消费者和同行业竞争者这三方利益的平衡而违反了利益平衡原则。从商标法视角观之,商标恶意诉讼会伤及商标本质,导致消费者难以信任商标的来源标示和品质保障功能;同时,还因扰乱市场竞争的有序运行而与商标法的立法旨趣相背离。为规制商标恶意诉讼,我国于2019年修改《商标法》时在第六十八条增加了商标恶意诉讼的规定,但这仍无法改变制度供给不足的立法现状。当前司法实践普遍借鉴侵权四要素来认定商标恶意诉讼,并重点围绕“恶意”的认定加以展开。此做法抓住了核心,但仍存有不足,如恶意认定要素的考察次序不明确,损害赔偿的认定较为混乱。可见,正是由于现行制度供给不足、司法认定标准尚需优化以及行政审查与监管力度缺失等原因,才导致我国无法有效规制商标恶意诉讼。针对这些问题,不妨参考域外关于商标恶意诉讼的规制经验。英美法系上,美国采用的是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的规制模式;英国法规制模式以《知识产权（恶意威胁）法》为特色,旨在通过规制恶意非诉行为以尽早地为被威胁者提供权利救济通道。大陆法系国家则有所不同。德国和日本都侧重于从程序法层面对其展开规制,故分别以真实义务条款和损害赔偿之诉作为主要规制措施。以上国家对商标恶意诉讼所采用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协同规制模式以及多环节规制措施都可以为我国所借鉴。总而言之,我国应当从多个层面完善商标恶意诉讼的规制措施。一是需要构建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如细化商标恶意诉讼规制的法院处罚条款、构建恶意诉讼反赔制度和完善确认不侵权之诉。二是提高司法裁判水平,这主要通过优化司法认定标准、严格把握撤诉条件和正确发挥诚实信用原则的功用来实现。三是优化商标恶意诉讼规制的行政制度,如优化商标授权审查程序和构建黑名单制度,从而降低与商标恶意诉讼有着密切联系的商标恶意注册的发生频率,实现商标恶意诉讼的遏制关口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