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经济基础和执政基石,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国有企业的改革更是具有最深远的意义。回顾国有企业改革的这段历程,围绕国有企业改革的模式、路径、相关举措的实施效率和成果的探讨与尝试,在学术界与实践界均未曾间断过。国内外太多学者从各个纬度、各个层次都进行了大量的、详尽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总的来说,以往围绕国有企业改革所展开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方向:一是对改革效果的分析,这一类分析绝大多数着眼于分析改革前后企业内部产权结构的变化、委托代理关系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企业产出能力或产权效率的提升,以证明这一阶段改革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第二类研究则是对改革动因的分析,此类文献致力于发现并验证改革的触发机制,将国有企业改革的外部和内部动机分别归因于国内经济制度变迁的推动和企业自身绩效提升的需求;还有一类研究是从不同角度梳理国有企业改革的演进路径,主要的分析角度包括了企业效率改善、财政体制改革、产权制度变迁、委托代理关系演变,等等。前两个研究方向往往聚焦于具体某一阶段或某一项改革举措的落实效果,后一类研究则多是对改革历程的理论性描述。然而,回顾中国国有企业40年的改革历程,在国有资产(资本)产权关系重构的过程当中,作为改革重要的推动因素,政府作为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这一动机并未得到充分的研究。在前辈们的若干成果当中,鲜有通过梳理改革的全过程来提炼触发并作用于改革各个阶段的同一动因的研究。尤其缺少对时间跨度较长的、相对完整的、宏观产权制度变迁的研究。籍此,笔者撰写了这篇论文,以期对理论领域的知识分享尽一己之贡献。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1.以政府身份的二重性为理论基础挖掘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动因。本文以政府的双重身份对利益的不同诉求作为改革动因来考察改革方向与路径选择的必然性。在以往的文献中,大部分研究内容是将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管理者来考察改革的成果,还有一部分是以单一的社会管理者视角去审视政府对改革的作用。这两类研究都忽略了政府身份和职能的双重属性,对认清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主体作用并没有直接帮助。而其他研究即便考虑了政府身份的二重性,也并未将其用作分析改革动因的工具。因此,尽管政府身份的二重性并非笔者率先提出,但以政府的双重性质利益诉求作为改革动因的研究,在笔者极为有限的研究生涯中还未曾发现。因此,这一点可以视作是本文的一个理论创新。笔者在研究中将政府视作国有资产所有者,假设其对国有资产的经营行为会提出经济利益;同时考虑政府的社会管理者身份对政治利益的追逐。对这两类利益的追逐、混淆和廓清存在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全过程,并直接影响着国有企业改革路径的选择。这一设置不仅与政府的双重身份相契合,更方便研究者以双重视角去理解国有企业改革的外在动因,也使文章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效与困难的解释更加符合逻辑。2.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动因及本质的判断。本文提出了国有企业改革的真实动因——政府动机。既有文献在分析国有企业的改革原因时,大多基于对企业经营效率的前后对比。但这种研究看似找到了国有企业改革的真实原因,实则论证了改革路径选择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而非改革路径选择的必然性。而此前依据政治庇护理论来论证改革动因的文献也都聚焦于改革的某一阶段,而非改革的全过程。因此,本文首次以政府行为的逐利性为假设,将改革中各个产权主体之间的关系界定为利益关系,系统地梳理了改革不同阶段各产权主体之间的利益竞取、综合和取舍,得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路径选择的真实依据,是政府对其职能收益的追求”这一判断。3.对更长时间跨度的国有企业改革的再探讨。本文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时期为1979年至2016年,而非1979年至2007年。绝大多数既有文献的分析都止于2007年,因为许多研究者认为,在此之后国有资产的产权结构趋于稳定,后续的改革行为均是对之前改革的巩固与深化。但在2008年至今的这10年中,国有资产产权存在的空间边界在不同方向上发生了不止一次的变化。基于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视角,这一改变同样属于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变迁内容的一部分,同样具有分析价值,尤其在处置国有资产产权效率的问题上,为改革增添了新的内容,也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动因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现实依据。因此,本文将2008年之后的国有企业改革行为也纳入到分析当中,以期更加全面地审视这盘“还未下定的棋局”。4.可能的方法创新。为了能够更好地分析各个产权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与其他使用微观企业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献不同,本文第五章采用的是宏观经济指标——国有企业利税金额增长率、中央财政收入增长率和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率来检验各个阶段的改革成效,为考察国有企业改革效率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反映的是在制度变迁中各主体相互影响的基础上,改革对各主体收益变化的作用,为后续改革的制度变迁分析奠定现实基础。全文以七大部分完成了对创新的实现。绪论作为本文的第一部分,除阐述了文章的研究思路之外,列出论文的主要内容、可能存在的创新点与不足,同时陈明研究将会用到的理论与方法。第二章是对既有文献的回顾与述评,通过梳理此前国内外学者们在研究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提出的各类观点,绘制成了国有企业改革研究的演进图谱。由此,笔者得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更加清晰地审视问题。也正是基于对既有文献的回顾,才使笔者能够发现此次研究的创新基础。第三章是正文的开始,笔者以白描的笔法勾勒出了不同产权主体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各自的表现,根据其利益分配关系变革将2017年之前的改革划分为六个阶段,标注出各个阶段的起止点和标志性事件,并对与既有文献不一致的阶段划分作出详细说明。第四章在第三章的基础上提炼出了改革的主线与延伸路径,为后续得出“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是基于政府追求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动机而发起的产权制度变迁”这一结论做铺垫。在这一章中,笔者还描述并分析了不同阶段改革所遭遇的困难以及政府化解难题的具体措施,以备用在第六章中分析不同产权主体在改革过程中对行动策略的选择动机。第五章与第六章共同构成了本文的核心内容。前者以国有企业的产权效率、中央与地方两级政府财政的获利能力作为评价指标,展示了各个阶段的改革效果,并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证明了不同的改革阶段对产权主体利益诉求的贡献度。第六章是本文的理论分析部分,笔者通过分析各产权主体、尤其是中央政府对利益分配方案的收益预期和效果评估,不仅验证了此前对国有企业改革触发机制的判断,也解释了改革几度遭遇困难的原因。最后,结论中提出了此次研究的主要结论:1.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是一场以政府动机引发的、被动式的产权制度变迁。产权结构作为收益分配的基础,是各个阶段改革的核心;对获取收益数量以及获利能力的提升,则是改革过程中全部措施的政府动机。每一次改革的触发,都源于产权主体对当期实际利益分配额与改革收益期望之间差距的不满。每一次产权结构的重新划分,包括主体之间的产权关系、国有经济的产权边界,都伴随着产权收益分配方式与利益关系的重构。2.在中央、地方两级政府与国有企业这三者中,中央政府作为领导者,引导、并在必要的时候强制改革沿着有利于提高自身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的方向向前推进;地方政府作为改革的跟随者,尽管不能对抗改革,但其逐利性能够对改革效果产生不同方向的影响。事实证明,只有这三者之间形成利益综合的关系时,改革才能顺利推行。这也是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路径选择的基础。3.当改革围绕产权系统内部既有利益的分配方式而展开时,产权结构将沿着中央政府收益与获利能力提高的方向而改变;当改革延伸至国有资产产权系统之外,产权存在的空间边界将会沿着中央政府产权收益增加的方向改变。4.国有企业的获利能力、中央与地方两级财政的收入能力这三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具体表现为——国有企业获利能力与中央、地方两级财政之间形成利益综合关系,前者对后两者贡献正向作用,但后者并不会对前者构成事实影响;两级财政之间形成利益竞取关系,中央对地方财政收入能力的提高起正向激励作用,但地方对中央财政收入能力的提高不起到任何作用。5.政府的二重身份在改革过程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正常的改革内容的落实依靠产权主体行使产权即可完成,一旦陷入困境,政府则通过履行社会管理职能化解矛盾。当改革发生偏差时,政府的二重身份在处理方式上会产生矛盾一—当政府获利的总和符合或高于预期时,政府并不会去处理偏差;当整体利益下降,尤其是政治成本支出高于改革偏差获利时,政府则会选择修正偏差。纵观国有企业的改革历程,笔者发现,凡是符合生产力发展规律的改革举措都能为产权主体提供更高的产权效率与政府利益,而将“最容易”的环节作为切入点所收获的改革红利则是不可持续,对获利能力的强化更是没有任何贡献。未来国有企业持续改革的路径选择,也可以此作为判断标准,才能少遇曲折、顺畅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