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贷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开始进入“换挡期”。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探寻支撑经济长期增长的驱动力,已经成为重要的学术课题和政策要点。从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和历史来看,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Productivity,以下简称“TFP”)是理解持续性增长的关键因素。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由于市场环境、制度供给、政府干预思路等条件的制约,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并未与经济的高速增长保持同步。而其中,“要素错配”成为理解我国TFP增长偏低的关键视角,并衍生出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与长期驱动力的思考。如何通过要素配置效率的改善提升TFP水平,成为解决中国经济转型与“效率革命”的关键问题。由此,本文以我国工业部门的要素错配水平和影响机制为主要研究内容,通过测度我国工业部门要素错配水平和分析其影响机制,探寻推动要素重置的政策路径,进而为经济转型和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提供启示。首先,本文在“总量”维度下,基于一般核算生产函数模型,通过将要素错配“楔子”化,实现了要素错配与TFP损失的定量测度。结果显示:要素错配导致的TFP潜在损失占比平均达到24.92%,其中资本要素错配占总要素错配的比例高达93.46%,而劳动力要素错配的损失份额仅为6.44%。资本要素错配是我国工业部门要素错配的最主要成分,也因此主导了工业要素错配的趋势变动。从扩展的Syrquin分解结果看,在1998—2013年的样本期内,我国工业增长依然主要依赖于要素投入驱动,其中资本要素的增加是驱动工业增长的主要因素。这种资本向工业部门的集中,一方面是后工业化时代资本形成与资本密集的本质需要;另一方面说明,工业部门的“强资本、弱劳动”要素配置特征依然显著,且以投资驱动为主。同时,配置效率改善对工业增长的影响远低于要素投入贡献,要素重置的贡献率远大于行业份额效应,这意味着工业部门仍有很大的通过要素重置实现增长的空间。在接下来的第四、五、六章中,本文以分析要素错配的影响机制为目标,结合现有文献中对要素错配成因的基本理论共识,分别从非中性技术进步与所有制、金融摩擦与信贷歧视、不完全市场竞争三个视角,分析了工业部门要素错配形成的影响机制与作用路径。以期在构建要素错配因果体系基础上,探寻修正要素错配、推动工业部门效率革命的政策路径与措施。第四章中,在考察非中性技术的影响时,为了实现技术进步的内生化,本文构建了超越对数SFA模型,实现了对技术偏向性作用下要素错配的测度,并进一步构建了要素错配的影响因素模型。结果表明:偏向型技术进步对要素错配的影响在不同的要素集聚行业中存在差异。在资本密集型行业中,技术进步偏向性对要素错配更多的表现为成本节约效应;而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技术进步偏向性则通过技术依赖效应加剧了要素错配。这为制造业“价格扭曲—要素错配”偏离的出现提供了解释。也为理解工业部门要素错配的固化与趋势特征提供了新的证据。同时,国有经济占比显著正相关于要素错配的成本份额损失,国有企业的政治红利也是影响要素错配的重要因素。在第五章中,本文继续从信贷歧视视角分析了信贷市场的非公平性对要素错配的影响机制。首先在HK模型基础上,从数理层面论证了信贷歧视对企业内部与企业间要素错配的现实因果效应,并基于面板模型从企业内与企业间要素错配两个维度,检验了信贷歧视加剧要素错配的作用机制。结论证实,信贷错配确实是我国工业部门要素错配形成的重要因素。基于所有制差异而形成的普遍性的信贷歧视,造成了企业资本相对稀缺以及信贷资本向低效率单元的集聚,从而造成了工业部门资本错配的持续积累。不过,信贷歧视与要素错配间存在典型的“非线性”影响特征,并在不同样本组中存在异质性,而企业规模实现、技术进步与研发、政府补贴的存在,能够一定程度上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信贷歧视对要素错配的影响。企业盈利能力的提升以及基础要素禀赋条件,也与要素错配直接相关,这意味着推动要素重置的关键集中在信贷模式的多元化、信贷市场的充分信息化等公平融资环境的营造上。在第六章,考虑到政府不当干预与不完全市场竞争是形成要素错配的重要原因,本文从不完全市场竞争的视角,考察了市场环境、企业进入退出以及政府产业政策的实施对工业部门要素错配的影响。结论表明:无论是劳动力错配还是资本错配,都与行业竞争性市场条件的替代变量——行业集中度显著负相关,激烈的市场竞争增加了企业的生存压力,从而衍生更多的僵尸企业,加剧了要素错配。行业进出门槛与要素错配显著负相关,这意味着更多企业的进入、更多企业的淘汰所构建的良性市场选择机制,确实能够有效的修正要素错配。以中西部地区企业产值占比衡量的产业政策对资本要素错配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这说明简单的将要素向中西部地区集中,实际属于资本逆效率配置进程。国有企业比重与要素错配显著正相关,表明国有企业份额越高,该行业要素错配程度越剧烈,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垄断性的市场优势地位与政治红利,使其通常可以更容易的获得廉价信贷、相对充裕的土地与原材料配给,再加上产权不清导致的激励约束无效,都导致国有企业对要素配置效率的忽视以及要素错配的加剧。最后,本文提出了修正要素错配的路径选择与政策着力点:打破所有制歧视、积极推进要素市场的改革、调整不当的产业政策、加强产权保护力度,斩断攫取之手将成为我国推动要素再配置的重要政策切入点,而以“国民竞合”的形式缓解要素错配损失、以进入退出机制为重心建立健全市场机制则应成为未来提升要素配置效率的主要政策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