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二十世纪的汉代文学研究,经历了一个起步、发展、兴盛和繁荣的演进过程,进入新世纪以来,无论是与汉代文学发展相关的外部研究,还是对汉代文学内在特质的探究,都在不断拓宽、深入和细化,涉及的范围日渐广泛,但同时也存在一些欠缺和不足。鉴于学界汉代文学研究的现状,本文引进教育制度视角,拟从汉代课程制度和教学方法切入,讨论汉代文学创作与汉代教育制度间的关系。对汉代教育制度的深入考察,是本文展开对汉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和前提。论文在讨论汉代课程构成及其供应制度与教学方法的基础上,主要从纵、横两个向度,揭示汉代经学、谶纬学、诸子学和小学诸课程,以及诵读、论难两种教学方法,与汉代文学创作的深刻关联,以期对汉代文学文本的生成及存在有个更全面、深入、切实的理解。第一章：汉代教育制度概论。汉代教育制度是规范和引导汉代教育活动的规则体系。本章所论,主要涉及到国家、学校和教学主体三个层面的教育制度。汉代国家教育制度,在文教政策上经历了由法而道、由道而儒的两次大的转变,最终于汉武帝时兴太学、尊儒术,确立了以教化、养士为宗旨的教育目的；在汉代学校教育中,逐渐构成以经学课程为核心,由诸子学、小学及谶纬学课程等以不同制度形式存在的课程体系；并建立了一套从课程设置到义理统一、从师法传递到考选合一的课程知识供应制度,确保其准确、有效的传递。教学制度是规范教学行为的规则体系,汉代教学方法依赖于教育习俗与惯例,主要关乎师生两大教、学主体。“教”,教师自主,“学”,学生自主,而最基本的教学之法即是诵读和问难论辩。第二章：汉代教育制度与汉代文学纵论。历时态地讨论了汉代文学内容、文体、文风的变化及其与汉代教育制度变化之间的深刻关联。西汉前期,秦代禁游学之律渐除,私学蜂起,诸子百家课程平流竞进,文学内容上呈现为诸子分明的“多元一体”,文体上多融合新创,文章风格则多样纷呈；武帝开始经学独尊并成为法定课程,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文学内容遂逐渐归宗儒家经学,文体上以稽式经传、师法当代的沿袭模拟为主,文风则以醇厚典雅为尚；东汉中后期,经学教育制度渐坏,通学之风兴起,文学内容虽仍以经学为底色但诸子内涵明显增多；文体、文风上亦有新变,文人五言诗与通俗文风的出现即是表现。影响汉代文学变化的因素肯定很多,但汉代教育制度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第三至六章,依次讨论了汉代经学、谶纬学、诸子学和小学诸课程与汉代文学创作之关系。第三章：经学是汉代官方的法定课程,也是汉代官、私学校课程的主干,它深刻地影响了两汉士人文学创作。这种影响,不仅涉及到辞赋、史传、政论文等多种文体,也涉及到从文学内容到体制、言说方式及文风等多个层面。在内容上,典型的汉大赋、史传以及政论文,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五经义理的载体；在文学体制上,不仅“序”、“传”、“记”诸体本于经传,著述为文发凡起例也多依傍经传,而且《诗》的四言语体、说经的训诂语体,在各体文学中都有程度不同的迁衍。在言说方式上,经传推崇的讽谏、微言之道,成为士人文学创作中微文见意、以颂为讽、征经宗圣诸言说方式的依据。此外,文章风格上的雍容迂缓、黜俗求雅及音节和雅等也都打上了经学的烙印。这与汉代经学教育制度化的背景有着极亲切的关系。第四章：汉代课程的基本内容是经学,西汉中期以后随着经学课程的谶纬化演进,以及汉儒托圣造作的纬书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认可并公诸天下,谶纬之学至东汉前期便成为官方法定课程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对汉代政论、史传、大赋诸体文学均有深刻的影响。谶纬学课程影响了汉代政论文的说理模式。谶纬以天命解释君权的合法性,以天道解释帝王统序,以天意解释现实灾异,为汉代论政之作提供了新的说理模式。汉初政论文多以现实、人事为依据,解释君权的获致、政权的更替,批评当世政治,有明显的现实、人事取向。西汉前期贾谊、晁错诸家之文,无不如此；而谶纬兴起后的政论文创作,则有明显的天命、天道取向,班彪的《王命论》可为代表。谶纬中圣王感生、异相、受命的叙事模式,影响了史传文学和汉碑中的圣王叙事并成为其固定的叙事模式之一。从成书于西汉中期的《史记》到成书东汉前期的《汉书》再到东汉中后期的碑文,谶纬对士人文学的影响不仅呈现出日渐深入的轨迹,且明显有神与人两种不同的叙写取向。在《史记》中,“五帝”是理想的人间圣王,刘邦主要是布衣之王,孔子是至圣先师,均有明显的人间取向；《汉书》中的刘邦,则有了帝工天道圣统和受命之符(“出自唐帝”、“协于火德”)；到了汉碑中,无论是古帝王、汉代的开国之君还是孔圣人,无不有感生、异貌、受命等神迹,几乎成了谶纬中圣王叙事的翻版,明显有非人间的取向。谶纬中描述的圣王开辟宇宙、创始人文等神圣历史,影响了赋体文学的颂圣模式。汉代赋体文学颂美汉德,常从开天辟地写起,凸显帝王的开辟创始之功；汉大赋中不仅以浪漫的想象塑造了汉代开国之主手握符命、拨乱反正、驰骋宇宙的大神形象,还以古圣王之治祥瑞并至的方式颂美汉德,形成了赋体文学鲜明独特的颂圣模式。第五章：诸子学课程,在汉代虽未能荣登官方法定课程的宝座,但仍以非正式课程的身份传承于民间私学,其中尤以道、法两家为著。与经学课程制度的实施相颉颃,在汉代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诸子学课程对士人文学的影响也表现出不同的样态。大体说来,在内容上,由于诸子学的内在特质有别,汉代作家关于社会政治层面的思考时,多标举法家,从而使汉代政论文有了较多的现实理性,而在致思、安顿个体人生时,则较多地向道家靠拢；在文体上,由于诸子文本先在的论辩色彩,对汉代论辩文及文体赋有较深刻的影响。汉代论说文与诸子文本的关联,不仅表现在“言”、“语”诸体直接承袭了诸子的传统,更表现在议论说理时,一方面往往以“道”为逻辑起点,推衍天道以明人事,显示了鲜明的道家思维特征；另一方面在论证观点或主张(论)时,多以历史传说、寓言故事或神话传说等形象故事为“说”,藉“说”达“论”。此外,诸子学课程对汉代论说文文风的影响也清晰可见。典型的汉赋与诸子文本的关联,较之五经更为密切。五经对汉赋的影响,主要在义理内容、精神风貌,还有《诗》的四言语体上。在体制上,汉代七体、答难和连珠体的生成均与诸子文本有更亲密的关系；在篇章结构上,汉代文体赋虚设人物以发端、论难以衍文、折服对象以束篇,这些均得益于诸子文本的滋养。至于寄寓虚拟人物名号以意义的表达,更可从《庄子》文本中找到直接的渊源；在言说方式上,推至极致是汉赋的重要文体特征,而这一源于纵横家,一源于道家。纵横家说长道短必推至极致,铺陈和夸饰乃其根本手段；道家文本中,对至大无外、至小无内之道体的夸饰描述,也是重要的影响源。第六章：汉代小学极为发达,汉代小学教授极严,两汉赋家大都有着扎实的小学功底,故汉代小学文本对汉赋创作也有明显的影响。主要表现有三：一是四言韵语为句的语体形式,二是“分别部居”的属文方式,三是结语颂德的篇章结构。第七章：汉代教学方法与汉代文学创作。汉代的教学方法,主要有诵读和论难两种。诵读是汉代学子学习诗文经典的主要方法,与汉赋的界定、渊源及口诵性质均有深刻的关系。“歌”与“诵”是《诗》的两种基本传述方式。诵读之传述方式不仅是汉人定义赋体文学的根本内核,与诗画境的根本标准,也是汉人对赋这种新文体的一种带有本源性质的解说,“不歌而诵谓之赋”,诵读使赋与诗画境；赋的诵读之义,本于周代国子“乐语”六教之“诵”。春秋赋诗的主体、场合、题材、方式均表明春秋赋诗的主体是行人,行人赋诗之赋的涵义即“不歌而诵”,这种“诵”应是以雅言为诵,这本于乐语中的讽诵,从而表明汉人所谓“不歌而诵”之赋,其实本根于此；汉赋具有明显的口诵性质,汉代盛行诵读辞赋之风乃其外在表现,汉代辞赋创作以韵为主、赋中有诗、大量使用联绵词,有一种节奏、音韵之美,内具可供诵读的特质。论难,是汉代又一重要的教学方法。其对汉代论辩文创作的影响尤为明显。经学论难的兴起使论辩文创作进一步增多,并促成了汉代论辩文的变化：体式上,由问答向论难转换；议论方式上,由立论向驳论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