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曲作为“一代文学”的代表,在元代就被广泛认可。到了明代,戏曲的发展以及文人根深蒂固的崇古思想使得人们对元曲有一种特别的崇尚心理,加上明代经济的发达、出版印刷以及交通的极大便利,刊刻以元曲为代表的戏曲选本十分繁荣,这些选本在其形式体制、题材内容、主题思想等方面的规划与改编也使其更加完善,达到了比较成熟的状态。因此,元曲也很自然地成为明清戏曲创作与批评中崇尚、反拨、模仿的对象,构成了明清戏曲独具特色的“宗元”思想。明清戏曲选本作为明清戏曲传播的重要媒介,首当其冲地成为戏曲“宗元”思想的践行者。本文就是在这一构思基础上的论述。“绪论”部分考察明清戏曲选本概况以及研究的现状,分析明清戏曲选本研究的不足。提出“宗元”的概念,从戏曲“宗元”思想的维度切入明清戏曲选本研究,不仅可以弥补现在选本研究的不足,而且还可以以此来审视明清戏曲选本发展与“宗元”思想演进的相关问题。此外,对明清戏曲选本编选者情况的考察可以更好地研究明清戏曲选本及其“宗元”问题。第一章“元人对元代戏曲的体认与‘宗元’思想的发生”。本章着重阐释“宗元”思想的发生。元人对元曲的本质、功能、地位都是非常认可的,这种对元曲的肯定即是戏曲宗元思想的滥觞,直接影响了明清时期戏曲及戏曲选本中“宗元”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朱有燉作为明代力主元曲的第一人,其对于元曲的大力提倡,又使得元曲的地位与影响不断提升。到了明中期,“宗元”思想已经表现在戏曲创作与批评的各个方面。从选本的角度讲,《元刊杂剧三十种》虽然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戏曲选本,但其作为现存惟一的元代刻本,其对于明清戏曲选本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意义。第二章“明清戏曲选本编选与‘宗元’思想的演进”。本章从宏观上分析明清戏曲选本的发展,阐释“宗元”思想的演进与内涵。笔者将明清戏曲选本的发展分为明嘉靖至万历、明崇祯至清顺治、清康熙至清末三个时期,力图清晰地呈现明清戏曲选本的发展脉落及每一时期选本的主要特点。就“宗元”思想来说,其本身的内涵与特点又是极其丰富的,根据时代文化与审美风尚的不同,在各个时期会表现出对元曲某一特质的强调、忽视或反拨,所以在各个时期“宗元”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第三章“《元曲选》的编辑与‘宗元’思想之内涵”。由于戏曲观念、出版印刷以及传播渠道等的限制,元代杂剧尤其是杂剧文本并没有广泛传播开来,直到明代出现了大量的元曲选本,元杂剧才被广泛的传播、接受。所以,明清戏曲选本所宗之元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元代戏曲,其更倾向于是明代的元曲改编本。《元曲选》作为其中文本体制最规范、收录作品最多、影响最大的选本,其在文本形式、体制结构、题材内容等方面都呈现出规范与成熟的面貌。其不仅促进了戏曲的雅化与案头化,同时也为后代戏曲选本的“宗元”提供了范本与标准,成为了明清戏曲的定型之作。第四章“明清戏曲选本的刊刻与‘宗元’思想的传播”。明清戏曲选本与“宗元”思想的传播是相辅相成的。戏曲选本作为一种戏曲文本传播的重要方式,它是“宗元”思想传播的重要载体。明清戏曲选本中的大多数都带有较强的商业性,因此,它在作品的选择、名人效应的影响、选本的装帧与设计等方面的精心设计都使得戏曲文本更完善、更易于被受众接受,元曲作品也随之被广泛认可。加上戏曲选本编选者在选本中对于“宗元”思想的体现与强化,使得戏曲选本成为“宗元”思想传播的重要媒介,推动着“宗元”思想的普及。同时“宗元”思想的普及也加速着选本的传播,对后代戏曲的创作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五章“明清戏曲选本与元曲经典名篇关系研究”。明清戏曲选本作为戏曲作品重要的载体,它既肩负着传播的重任,同时还具有“编”与“选”的意义。其中被选本多次选择、精心编辑、不断改编与续写的作品被广泛认可,成为后人所言的经典名著。因此,名家名著的产生与戏曲选本有着重要的关系。而其中元曲以及元曲的继承、摹仿之作在其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也是“宗元”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章以《西厢记》、《琵琶记》两部各有特色的元曲经典名著为例,分析选本在它们经典化过程中的重要意义,探讨明清戏曲及戏曲选本对两部经典的传播与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