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法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生活中的生命力旺盛而持久,尤其是在当代中国现实法律实践中,习惯法以其自身的价值独立于国家制定法之外,它也是调整人们行为的规范,它依赖于某种显性的或隐形的社会权威,具有一定的内心威慑力和生活习惯性,实际上它是解决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的约定俗成、自觉遵守的不成文规定,它的调整对象和基本功能与我国的国家法存在着众多的不同之处,尤其是我国的习惯法是一种社会秩序的调节器和润滑剂,与国家法的价值意义是不同的,这也是当前为何存在如此众多的习惯法来调整的原因。目前,法学研究注重对国家法的历史研究和规范研究,习惯法的研究则是勃兴的研究范式。实际上国家法作为建构的法律秩序不可能囊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所谓的民间规则和乡土秩序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这是由于乡土秩序下国家法的供给不足和渗透乏力造成的,也是当前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冲突造成的现实困境。作为本土资源的习惯法则为我们寻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那就是习惯法与国家法在冲突基础上的互动与融合,虽然习惯法有合理因素也存在不合理因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合理吸收习惯法的有益成分来推动习惯法与将国家法的融合,从而推动我国的法治化进程。当代中国的法律现代化就是把西方移植过来的法律推到了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第一线,法律移植后能不能适应中国国情的土壤并没有认真考究,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一些传统观念依旧根深蒂固,如果将法律固化到习惯法秩序中则会出现超越个人之上的一些抽象的与现代法律交织在一起的新问题。因此,习惯法在当代中国的重新界定是一个十分紧迫而现实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