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新批评”文论为二十世纪西方形式批评中的重要流派，为后起的各批评理论奠定了基础。我国学界对“新批评”的译介始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集中于八十年代，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一定问题。本文通过对“新批评”在我国的译介史进行梳理，结合对“新批评”理论的解读，揭示我国在“新批评”译介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论文分四章。第一章“引言”首先对“新批评”理论流派作简要介绍，概述我国对“新批评”的译介工作，指出其中存在着相当程度的误读与误译现象，联系爱德华·萨义德关于“理论旅行”的论述，提出论文将具体考察“新批评”的中国之旅，分析其遭遇的阻力。第二章探讨我国学界对“新批评”的误读问题，梳理半个多世纪来我国对“新批评”的引进历程，检视其中得失，集中分析对“新批评”文论的基本性质、方法以及若干核心概念的误读，分析其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原因。第三章具体讨论“新批评”在我国的误译问题，结合凯瑟琳娜·赖斯、尤金·奈达等有关翻译批评的论述，重点考察“新批评”理论在汉译中由于句法、核心术语与重要理论理解中的偏差而导致的误译。第四章为“结论”，首先比较了中西对“新批评”文论在跨时空接受过程中呈现的差异，然后从语言、文化角度讨论理论翻译的特殊性，认为“新批评”的翻译既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也存在亟需正视的问题。笔者最后指出，在当前国内外学界呼吁文学研究回归文学的大形势下，重新审视“新批评”在我国的接受过程和得失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