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武士阶级的名誉观念及其发展过程分为形成、成熟和转变三个阶段进行考察和分析。　　名誉是一种价值评价或价值判断。武士对于名誉的认识，即武士阶级名誉观念，受到两个方面的作用，其中包括个人对自身行为与自身所被设定社会角色是否相符的判断，本论中称之为名誉的“内发性判断”;也包括所属的阶级内部系统、社会环境等外在因素对武士身份者的行为是否符合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的判断，本论称之为武士名誉“外发性”判断。武士自身的内发性名誉判断保留了武士名誉观念中的、作为武士身份形成过程中被视作最高价值伦理意识的传统精神;同时这种内发性的名誉判断也随着时代的变化，反映出武士身份者不断适应整个阶级和社会环境的要求的过程。在武士阶级的统治思想逐渐发展、成熟和变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为上者”的意志不断被绝对化的趋势。因此，在武士阶级名誉观念的外发性判断中，武士阶级中的统治阶层的意志越来越成为作用、左右和改造武士名誉观念的关键力量。　　不同的历史时期武士的社会生活发生变化，以及武士身份所被赋予的社会责任也发生变化，同时，社会责任所背负的行为规范也必然变化。因此，武士阶级对于名誉的认识，无论从阶级的、外在的角度，还是从个人的、内在的角度都发生相应发展变化。　　镰仓时代及室町时代初期，武士阶级名誉观念主要表现为以获得土地为目标，以实力和勇猛和向“直接主君”的献身来赢得名誉。其中“忠”“献身”成为该时代武士名誉观念的核心内容。其中实力被视作实现名誉最关键的因素。武士的实力具体表现为取得作战胜利所必须的武艺、勇猛之心和智谋。这些都是武士赢得战斗胜利和名誉评价的基本要素。　　此时期武士对于名誉的认识，基本都是以对自身社会角色的认识为前提形成并不断发展的。武士身份者拥有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因此武士基于自我认识而形成的内发性判断发挥这更大作用，这也是镰仓时代及室町时代初期武士阶级名誉观念的特点。这个时代，武士阶级内部对主君的“忠”、“报恩”等道德概念，在武士阶级名誉观念中，受到强调并占有重要地位。而武士在追求名誉的过程中所凭借的条件，在武士阶级统治阶层的强调下，武士对主君的献身的行为价值，超越了武士对家的献身的价值。　　形成时期的武士身份者对于个人的名誉追求是独立存在并受到武士阶级统治系统的认可的。武士阶级的名誉观念与当时武士社会的基础社会关系——主从关系密不可分。武士既尊重个人实力，又倚重赖以存在的主从之间相互的义务和情意。武士对于名誉的观念中，个人角度上的自发性名誉判断与主从关系中的外发性名誉判断是基本一致的。同时，武士阶级中的主君阶层已经开始利用武士的名誉观念实现巩固自身权威、并通过加强权威以改造武士对名誉的认识。　　武士阶级的名誉观念在室町时代末期和战国时代时期逐渐成熟起来，其主要标志是:首先“为上者”的名誉观念与“为下者”的名誉认识明显分离;其次，“为上者”对于武士名誉的塑造作用明显增强;第三，“为下者”在统治阶层权威逐渐加强的同时，仍然保留了对“为上者”的道德期待，即对“为上者”名誉判断的独立性。武士阶级的名誉观念在时代背景下溶入了更多合理主义的因素，武士个人对名誉的追求随着主从关系的松懈达到成熟。这个时代的武士阶级名誉观念，既继承了镰仓时代以来的传统精神，又包含了开创新的统治秩序过程中的变化趋势。　　战国时代大名集团的内部更加强调为主君“献身”和“顺从”的名誉价值。在战国时代，由于战斗形式从个人对决变为集团作战，战国大名更注重整个集团的组织性和武装实力的发挥，同时武士阶级实现名誉的因素中，智谋因素便显得更加重要。武士传统的个人武艺和勇猛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否定。武士阶级名誉观念的外发性判断在战国时代呈现迅速加强的态势。其中武士个人之外的、包括社会各阶层和武士阶级内部成员在内的“世间体”成为外发性判断的重要来源。为达到利用外发性名誉判断重新约束集团内部武士、消除来自底层实力对大名集团主君地位的挑战，“为上者”阶层开始通过强化思想上的统治，以确立“上”的权威。在这个目标下，主君阶层通过借用新的思想统治工具，强化集团内部维持上下秩序合理性。　　武士阶级的名誉观念的构成在德川时代逐渐发生了变化，幕藩体制对武士行为规范进行了重新定义。在幕府权威空前强化的过程中，武士阶级在整体上作为中央集权的权力所有者，但武士身份者作为“奉公人”在个体上对名誉的认识和追求，已经丧失了之前时代的政治和经济相对独立的前提条件。武士身份者成为幕藩体制中的官僚，失去了独立存在的经济和政治基础;武士也无法如之前时代一样依靠在战场上建立战功来获得名誉和奖赏。于是“服从”和“顺应”幕府权威便成为武士身份这行为的最高价值体现。德川时代，武士阶级名誉观念的内发性判断与来自幕藩体制的外发性判断不断冲突，但是，二者也呈现不断相互妥协的关系。同时，武士集团意志对武士名誉的改造也呈现加强的趋势。　　外发性判断出现了更浓厚的儒学思想色彩。德川幕府选择了儒学思想作为教化武士的思想工具，促使武士对于名誉的认识从战国时代的“武者之习”向儒学式的士大夫、士君子的方向转化。这也是成为幕府官学者和各大名官学者的儒学者努力塑造的德川时代理想武士形象。　　在“顺应”和“服从”幕藩体制的前提下，武士才得以获得保证自身和“家”的存续的机会。无论大名还是其下的家臣，能够维持“家”的存续本身，已经成为江户时代武士身份者获得名誉、维护名誉的一种外在体现。从容地面对死亡或勇敢地选择死亡，在战国时代也是武士追求名誉的手段。但是武士身份者这种通过自主地死亡而获得名誉评价的观念，在德川幕藩体制下，越来越脱离了作为追求名誉手段之一的意义，而被认为是武士身份者名誉的一种体现。德川时代武士身份者追求名誉的精神，与幕藩体制对武士身份者追求传统名誉的观念既禁止又偶尔妥协。　　德川时代武士身份者虽然在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基础，但在精神方面，尤其是对名誉的认识和追求依然部分保留了自武士身份成立以来的传统名誉观念。武士的名誉中虽然依然包含有重视实力、勇敢、受到侮辱立刻反击的成分。虽然这种传统的名誉观念受到幕藩意志的种种抑制。但纵观武士阶级名誉观念的发展的过程，自始至终都体现着统治阶级意志与武士身份者个人名誉观念之间的认可、限定、否定和利用、和被认可、被限定、被否定和被利用的关系。武士的名誉观念与武士阶级统治阶层按照自己意志对武士名誉观念的进行改造，形成了既并存又时常冲突的关系。在武士统治阶层的意识中，武士对个人名誉的追求受到统治系统中以集体利益为标榜的统治阶层意志的压抑或否定。但同时，统治阶层也必须保证武士对个人名誉的传统认识和追求，在一定范围内得以保留，因为这是武士阶级及其政治系统存在的前提。　　本文认为，日本武士的名誉观具有如下几个重要特征:首先，名誉是武士身份者的最高价值目标，而实力（包括技术层面的精湛武艺和精神层面的勇猛无畏）是武士阶级实现名誉的内核;第二，随武士阶级社会角色的分化，也分化为统治阶层和从属阶层两个层次，二者相互影响和作用。其变化趋势体现了来自武士阶级统治阶层意志不断的改造，武士阶级的名誉观念也成为武士统治阶级维护内部秩序、加强统治权威的得力工具;第三，在变化发展的过程中保留了其中传统精神。如内发性名誉判断发挥重要作用，努力使自身行为与所担当的社会角色所被要求的责任和义务相符合，重视外在评价等。在今天的日本社会依然能够感受到这些特征的遗存。　　虽然武士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但关于武士的名誉观念和对名誉的追求，尤其是对于武士对个人名誉的追求、即个人价值与统治阶层对武士名誉观念的影响和改造、即集团价值之间的关系等，仍然是现代日本人不断进行重新解释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