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讨论青年工作群体超长工作对该群体阈下抑郁情况的影响，同时验证健康行为是否在超长工作与阈下抑郁间发挥中介作用。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合理的意见建议，为青年工作群体阈下抑郁的预防与控制提供行之有效的办法。
　　方法：
　　通过线上随机问卷发放的方式对青年工作群体随机取样进行问卷调査。调查问卷包括基本情况问卷、健康促进行为问卷（HPLP-C）、流调中心用抑郁自评量表（CES-D）。采用多因素及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变量的描述性分析和差异性分析，对青年工作群体超长工作、健康行为与阈下抑郁三者的现状进行调查。采用皮尔逊相关分析对变量间相关关系进行检验，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探讨超长工作、健康行为对阈下抑郁的影响，超长工作对健康行为的影响。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健康行为的中介效应进行验证。
　　结果与结论：
　　1、共发放问卷1100份，有效问卷1017份，有效率为95.58％。收集被试一般人口学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工作单位类型、职业、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其中，男性396人（38.94%），女性621人（61.06%）。
　　2、被试者中工作时长的最小值为30h，工作时长的最大值为90h，平均值为53.057h，标准差为12.342h，中位数为48h。超长工作的发生率为78.66%，平均工作时长超国家法定工作时长。企业类型、薪酬满意度、受教育程度、婚姻情况对超长工作产生显著性差异关系(P＜0.05)。
　　3、健康行为调查中受试者健康行为平均值93.041，标准差为19.196，健康行为水平处于较差水平。其中健康行为六维度的标准化得分情况分别为：人际支持（72.498±15.765）、营养（69.952±13.412）、健康职责（46.049±14.690）、运动锻炼（47.278±17.138）、压力的处理（63.137±16.124）、自我实现（68.864±19.505）。性别、年龄、企业类型、工作年限、薪酬满意度、受教育程度、婚姻情况对健康行为产生显著性差异关系(P＜0.05)。
　　4、青年群体中阈下抑郁的发生率较高，阈下抑郁组共336人（33.04%），正常组共681人（66.94%），青年工作群体阈下抑郁总得分的均值和标准差为15.116±9.420。CES-D量表四维度标准化得分分别为：抑郁情绪（34.507±23.804）、自我评价低（28.162±21.21）、悲伤感（24.663±23.043）、人际关系差（18.787±22.027）。在对青年工作群体进行心理干预时，可以从舒缓压力、提高日我认可的角度入手。性别、年龄、职业类型、企业类型、工作年限、薪酬满意度、婚姻情况对阈下抑郁产生显著性差异关系(P＜0.05)。对于薪酬满意度较高的群体的抑郁水平显著低于薪酬满意度低的群体，男性阈下抑郁水平显著低于女性，离婚群体的抑郁水平相较其他群体更严重。
　　5、超长工作与健康行为的六个维度及健康行为总体水平之间均存在显著负相关。健康行为六维度及健康行为总体水平与阈下抑郁两两间也存在显著负相关，工作时长与阈下抑郁总体水平间存在显著正相关。超长工作会对健康行为水平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会对抑郁水平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健康行为会对抑郁水平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
　　6、青年工作群体中，健康行为在超长工作与阈下抑郁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提高青年工作群体的健康行为水平能够一定程度上缓冲长时间工作对阈下抑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