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人口红利衰减、劳动力成本进入上升通道,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理论界和实务界均强调应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并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实现我国经济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在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中,企业作为促进改革和驱动创新的主体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与此同时,为了加强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我国逐步推进最低工资、《劳动合同法》、工会以及社会保险等劳动保护相关的法律制度建设。随着这些法律制度的实施,我国劳动保护的力度逐步提高,这给企业的生产经营带来一定的冲击。然而,面对上述影响,企业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其必将采取积极、理性的应对措施。在这样的背景下,从企业的微观视角系统地探讨劳动保护带来的影响、企业的应对措施及应对效果,对于全面且正确地认识我国劳动保护制度的微观经济效果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通过对有关文献的梳理和分析,本文发现对劳动保护经济效应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多是针对发达国家展开,对发展中国家的考察也主要集中于对印度、南美洲国家等少数经济体(Betcherman,2015)。然而,由于各国要素禀赋及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固有特性,上述研究的结论不能简单地移植至我国,从而为我国劳动保护的经济效应提供合理的解释、预测和指导。结合我国劳动市场制度演变实践进行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也刚刚起步,而且相关的研究多是从较为宏观的视角展开,从企业微观视角进行的深入且系统的研究较少。同时,围绕我国劳动保护法律制度实施的效果存在激烈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这些法律制度的实施增加了企业的成本,不利于企业发展,甚至会导致国家、企业、劳动者的“三输”;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劳动保护加强会对企业形成倒逼机制、有利于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从而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和企业创新意识,最终有利于“三赢”。然而,在我国劳动保护制度变迁的过程中,相关文献并未对上述争论提供更有说服力的经验证据。因此,本文的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在上述实践和理论背景下,本文围绕“劳动保护加强给企业带来的冲击”——“企业采取的理性应对措施”——“企业应对措施的经济效果”三个逐层推进的分析思路,系统地考察劳动保护影响微观企业行为的客观表现、经济效应与传导机理。具体而言,本文的主要工作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从制度变迁与企业经济行为的理论基础出发,对考察劳动保护制度与企业行为和绩效的文献进行综述。同时,结合我国劳动保护的制度背景,对我国劳动保护制度变迁的历程和规律进行总结,并分析转型经济背景下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特征,以及劳动保护加强的趋势下企业经营行为的变化。(2)使用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就劳动保护对企业带来的冲击展开实证分析,具体考察了劳动保护对企业用工成本、薪酬和用工粘性以及劳动需求弹性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劳动保护的加强给企业带来了一定的冲击,表现为劳动保护加强提升了企业收入分配向员工倾斜的程度,表明企业用工成本的增加;劳动保护的加强加剧了企业的员工薪酬粘性和用工粘性,表明企业要素投入风险增加;劳动保护的加强还降低了企业的劳动需求弹性,意味着企业用工灵活性的下降。(3)实证考察企业面对劳动保护加强带来的冲击,将采取哪些理性的应对措施,具体从资本深化、技术创新、跨区域资本配置、增加经营杠杆和改善员工配置效率等5个方面展开。检验的结果发现:面对劳动保护带来的影响,企业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表现为劳动保护的加强促使企业使用资本替代劳动并最终表现为资本深化水平的提升;劳动保护强化了企业为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而采取的技术创新;随着劳动保护的加强,企业为了获取劳动力比较优势而进行跨区域资本配置的可能性增加;劳动保护的加强提升了企业的经营杠杆,还改善了企业的员工配置效率。(4)对企业应对劳动保护的经济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合分析企业应对行为的实证检验思路,从企业生产效率、股东回报率和市场价值等视角考察企业上述应对措施的实施效果。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企业采取上述应对措施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具体表现在:劳动保护的加强从整体上提升了企业绩效;劳动保护通过提升企业资本深化水平促进了企业生产效率;劳动保护强化的企业为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而采取的技术创新提升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企业提升经营杠杆的应对措施带来股东回报率的增加;企业通过追求劳动力市场比较优势而进行跨区域资本配置和提升员工配置效率的应对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企业价值。上述结论表明我国劳动保护制度的推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给企业带来了负面冲击,但追求价值最大化的企业会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并最终能提升企业绩效。这说明我国劳动保护制度起到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效果,而企业也能通过对劳动保护制度的理性应对提升企业绩效,最终实现企业与员工的“双赢”。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本文创新性地提出“动机——应对——效果”的逻辑分析框架,从而将劳动保护对企业带来的影响、企业采取的应对措施及其实施效果三个逐步推进的议题纳入到一个研究体系之中,不仅能够有效地揭示劳动保护微观经济效应的客观表现,还有助于理清产生上述经济效应的传导机理。由此得出的结论不仅能够更加系统且深入地解释劳动保护制度变迁下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的变化过程及相应的经济后果,也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法与金融学以及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等理论的研究视角。(2)本文结合《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最低工资调整、工会化水平和社会保险覆盖率等四个维度的劳动保护制度,实证考察劳动保护加强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并从不同视角和层面理清了企业采取的应对措施和应对效果。这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仅从某一个维度考察劳动保护制度和企业行为所存在的不足,从而增加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全面性,由此也获得了一些创新性的结论。(3)本文紧密结合我国制度背景下经济转型发展和劳动市场制度变迁的内在规律,深入探讨我国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重要和前沿问题,研究得出的结论具有较强的实效性和应用价值。同时,本文整体的研究结论证实我国劳动保护的加强从整体上具有较为正面的效果。这不仅为我国劳动保护制度经济效应的争论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经验证据,也有利于提炼、归纳有中国特色的经验与理论,从而为我国政府制定和执行劳动市场制度的实践提供经验借鉴。另外,基于我国的研究也为全球视角下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提供了有关发展中国家的增量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