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在寅总统当政前后,韩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变化较大。朝核问题引发的朝美对峙严重威胁着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而部署“萨德”又导致中韩关系陷入建交后最冷的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在寅政府决定摆脱以中美（G2）为中心的传统外交路线,超越前总统们的外交布局,从南北两个方向扩展韩国的外交空间。在文在寅政府构想的新外交布局中,“新南方政策”是文在寅政府构建“繁荣之轴”与“和平之轴”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在寅执政伊始,外交工作主要是围绕朝鲜半岛展开的,“新南方政策”在文在寅政府中的外交布局中尚未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但伴随着文在寅政府的对北外交（即与朝鲜的关系）进展不顺,传统的四强外交中,韩美关系因自贸协定与驻韩美军军费分摊问题遭到一定挑战,中韩在东北亚地区的政策对接进展不顺。同时,日本利用产业链上游优势对韩施加极限制裁,要求韩国在二战劳工赔偿等历史问题上妥协等问题也导致了韩日关系的停滞。在此情况下,文在寅政府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开拓其它外交方向,把作为韩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的东盟当作展现外交亮点与扩大对外经贸合作的重点对象,意图推动韩国与东盟关系走上快车道,平稳发展韩印关系。伴随着政策的推进和新冠病毒蔓延对国际社会的冲击,韩国于2020年,以“新南方政策”和19年韩—东盟湄公河峰会成果为基础将政策升级为“新南方政策+”。“新南方政策”是韩国面对来自中美的困境下受“对冲”影响做出的决策。是文在寅政府在面对“萨德危机”后的经济风险和特朗普政府领导下带来的安全风险的对冲选择,是韩国基于自身是一个“中等强国”在中美二元结构影响的东北亚地区为了更好的实现自身国家利益,提高国际地位,扩展经济和外交空间下采取的行动。为对冲经济和安全上的双重风险,文在寅政府以经贸合作为抓手,通过双边和多边体系积极展开了外交活动,且取得了不错的成果。除政策本身的对冲效果外,韩国政府还通过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美国“印太战略”的对接中的摇摆策略,为自己在中美的战略困境中获得了一定的外交空间。从政策目标来看,“新南方政策”在经贸合作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和东盟以及印度的外交关系得到了发展,在一定程度山达到了经济多样化、外交多元化的目标,降低了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拓宽了自身的外交空间。但该政策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受制于韩国自身国力,该政策在内容上刻意避开传统军事安全问题,导致该政策这也使韩国无法在地区中最棘手的传统安全领域中扮演重要角色,故而和平解决半岛问题的终极目标仍是可望而不可及。同时,虽然经贸发展迅速,但仍不能动摇中国的对韩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性依旧很高。因而该政策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韩国在中美间的外交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