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不作为由于具有客观上的隐蔽性,受关注程度较少,容易使人们低估其潜在的危害性,所以往往使它得不到果断有力的查处。但其危害性与行政乱作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近年来,阜阳毒奶粉等事件的出现再次引起了人们对行政不作为行为的关注。本文首先在分析行政法学界几种典型观点的基础上,提出行政不作为不等同于不履行职责,明示拒绝行为有可能是行政不作为行为,行政不作为是违法的行政行为。得出行政不作为是指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负有某种行政义务,并且具有客观上作为的可能,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的一种违法行为的概念。认为不作为的原因在于:行政主体是否选择作出不作为行为,主要依据该行为所带来的预期经济收益(个人利益、部门利益或地方利益)是否大于预期成本(预期被发现和预期未被发现成本的加权平均),如果被发现的概率偏低以及应承担的行政或法律责任相对偏轻,就会诱发不作为行为。并提出通过事前防范(包括明确职责和任务、提供条件保障、设立启动机制等)、事中督促(包括时效制度的建立、内部督促与外部督促的结合)来遏止行政不作为。最后着重阐述了遏制行政不作为的关键:事后的问责机制。提出在同体问责的同时,加强司法机关、人大的异体问责。将“引咎辞职”和“追究解职”并举,使不作为者下课。通过严厉的责任追究最大限度地防止行政不作为现象的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