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学既被称为“人”的文学,这意味着它的发生、发展和“人”的自我发现与“人”的现代自我身份的确立密切相关。既然如此,在这一“人的发现”与确立过程中,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身份的确立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因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是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引路人,而且他们还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创作主体。在某种程度上,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与现代中国文化文学的发生具有同构的性质。具体说来,当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寻求自我的现代身份认同,并建构一种自我以及他们所属的群体的现代身份时,他们作为翻译主体、创作主体的一些具体实践行为实际上已经影响到现代中国文化文学的发生方式、发展形态与发展方向。进一步说,由于藉以支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身份的那些现代的先进知识或文化理念,主要来自于其对西方文化的翻译与汲取,因此,翻译对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建构的作用重大,并且在很多时候它还成为真正的“跨文化”权力运作的所在。 在我看来,就现代中国文化文学来说,研究知识分子通过翻译这种话语方式所表现出的现代身份认同这一过程无疑具有一定的发生学意义。基于这样的理解,本文试图把论述的落脚点放在《新青年》的具体翻译行为中,力图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与建构历程作为考察的重心,将其纳入对现代中国文化文学进行考察的基本论域和整体框架之中,并以此窥探现代中国文化文学的发生与知识分子的现代身份认同之间的互动关系。按照《新青年》翻译与现代中国分子身份认同与建构之间的逻辑关联与表现形态,本文分五个部分进行叙述: 首先,本文考察了晚清到五四的翻译实践与知识分子对自我与群体身份的想像。近现代中国特殊的历史境遇导致了知识分子的身份危机问题的出现,并进一步促使知识分子对于自我与群体的现代身份的想像的发生。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晚清与五四两代知识分子在自我身份想像这一层面有着诸多历史的勾连和实际操作上的共性,但他们之间还是存在微妙的区别:晚清一代知识分子对于自我身份的想像主要着意于民族国家的政治层面,而五四一代对于自我身份的想像与建构则主要是从文化的层面与现代个人的意义上展开。在我看来,这种差异主要导源于他们在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等一些根本问题上的某种分歧,因而他们的翻译行为在想像和建构其身份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就殊异。 其次,本文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的翻译语境以及具体的翻译操作中对自我译者身份的一种预设和建构作为考察对象。可以看到,在翻译活动中,由于译者一般情况下是通过对译本的选择、对翻译方法的操控、对受众的身份设想等多方面的译者主体意识与行为来对某一异域文化予以取舍,或对某一先进知识直接“拿来”,因此译者很容易成为某一异域文化的“代言人”或“解释者”。而这种“代言人”与“解释者”的形象潜在地构建了知识分子的文化精英与知识精英的身份。因之,在五四时期的历史语境中,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自我身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