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信息社会的背景下,个人信息除了其人格利益之外,更具有财产价值。随着企业对个人信息收集、处理的程度日益加深,信息的综合整理分析带来的财产价值也越来越大,权利主体的财产和人身安全遭受侵害的情况也越来越多。2018年通过的《民法总则》第111条明确提出,“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这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有重大意义,尽管没有明确提出个人信息权,但学界主流观点认为个人信息权应得到认可,应上升为具体人格权进行保护。然而,在我国侵害个人信息权案件频发的背景下,个人信息权侵权责任仍然存在立法上的滞后性问题,导致司法实践中处理个人信息权侵权责任案件还没有明确标准,侵权人的侵权行为往往得不到有效制止,受害者的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因此,必须从立法上对个人信息权侵权责任的相关规定进行细化,从而提升个人信息保护效果。个人信息权是一种新型的民事权利,在性质上应当属于具体人格权,包括信息决定权、信息保密权、信息查询权、信息更正权、信息可携带权、信息封锁权、信息删除权、信息被遗忘权八种权能。目前侵犯个人信息权的行为主要有不当收集、不当使用、不当管理三类,侵权行为更是具有侵害手段的技术性、侵害行为的隐蔽性、侵害后果的牵连性和侵害后果的不可逆性四项主要特点。在侵权责任分析上,个人信息权的侵权主体比较广泛,现有的民事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与个人信息权侵权责任之间仍然存在不适应性。本文通过分析立法状况和司法实践认为个人信息权侵权责任仍然存在缺乏请求权基础、侵权行为认定困难、归责原则不明确、举证责任分配不合理、损害赔偿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极大制约了现有个人信息权侵权责任的立法保护效果。在对问题进行分析提炼之后,本文结合我国个人信息侵权责任立法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对美国、欧盟、德国等域外国家的个人信息侵权责任立法和司法实践进行分析,认为其法律实践对我国有以下启示:一是域外国家普遍选择统一立法;二是域外国家更为注重完善民事惩罚机制;三是兼顾信息流通与责任承担之间的价值平衡,可以作为我国立法时的参考。最后,本文提出了我国应当出台个人信息权保护专项法规,明确规定个人信息权侵权责任,为个人信息权侵权案件提供请求权基础;采用多元化归责原则;合理分配诉讼双方的举证责任;细化侵权责任认定,明确侵权行为认定标准;增加惩罚性赔偿制度;设立免责事由等几项完善建议,希望能够作为我国个人信息权侵权责任的立法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