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我国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境内A股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呈现逐年下降态势,我国资本市场已经具备上市公司展开大规模收购的能力和条件。“宝万之争”掀起了我国第二轮敌意收购的浪潮,上市公司控制权争夺日益激烈,其核心就在于董事会席位的争夺。本文着眼于公司控制权争夺中最具代表性的制约董事改选条款,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法律效力分析:首章分析我国上市公司章程中制约董事改选条款的现状。首先,明晰制约董事改选条款的含义及产生原因。其次,明确制约董事改选条款的基本类型有:制约董事改选数量条款、制约董事任职条件条款、制约股东提名权条款。再次,研究制约董事改选条款的实践运用及监管态度:其典型运用实例有海利生物案、爱使章程风波、雅化集团案等。本文还对其运用进行实证数据分析,研究2015年“宝万之争”以来25家境内A股上市公司因章程新增制约董事改选条款而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的27封监管函及相应的回复函,分析以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为代表的监管层(以下简称“监管层”)及以法院为代表的司法机关(以下简称“司法机关”)的监管态度及困境。此外,本文还关注到2019年3月1日,证监会及上交所发布的《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以下简称“《持续监管办法(试行)》”)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科创板相关法规对科创板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监管作出了赋予上交所审核权等一系列有益尝试。4月17日,证监会又发布《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决定》,修改后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9年修订)》(以下简称“《章程指引》”)删除了2016年版本对“股东大会不能无故解除董事职务”的要求,允许股东大会在董事任期届满前解除其职务。在此基础上,4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五)》(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五)》”),其中值得注意的有第3条廓清了公司与董事之间是合同法上的委托关系,明确了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可以随时解除董事职务,增强了股东权益保护,降低了代理成本。次章逐条分析我国上市公司章程制约董事改选条款的效力。第一、制约董事改选数量条款。通过对该条款的数据分析可知,监管重点主要在于该条款是否不合理制约了股东大会的职权。关于该条款的效力,笔者认为,该条款原则上无效,但在敌意收购情况下有效。第二、制约董事任职条件条款。通过对该条款的数据分析可知,监管重点主要在于董事任职条件的制约是否会损害目标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权益。关于该条款的效力,笔者认为,该条款只要没有违背商业习惯即为有效。第三、制约股东提名权条款。通过对该条款的数据分析可知,监管重点主要在于制约股东提名权、影响管理层勤勉尽责、大股东有权提名更多董事人选三个方面。关于该条款的效力,笔者认为,在上市公司章程中制约股东提名权的相关条款的效力判断非常复杂,需要结合目标公司股权分布等具体情况进行综合判断。综合来看,三类制约董事改选的反收购条款的效力判断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章程意思自治的范围、公司股权结构及经营的稳定性、资本市场变化等具体情况。末章基于前文的分析,对我国上市公司章程中制约董事改选条款的监管提出建议。就监管理念而言,笔者提出了存在并不代表有效、结合公司实际判断效力、以商事行为法为视角。就制度构建而言,笔者认为,应注重以下几点:提高信息披露的标准、建立条款的案例指引、修订《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以专章规定制约董事改选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