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2年底起,由于国际收支不平衡为主要特征的全球经济失衡现象加剧,人民币汇率保持不变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来自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国家的外部压力非常强大,国际媒体对中国政府操控汇率的评价也不绝于耳。显然,纯粹的经济学理论无法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同样保持不变的人民币汇率在5年前大受世界赞扬,而在5年却后饱受批评。其原因在于,汇率政策存在明显的非中性,特定的汇率政策会给不同利益集团带来不同的经济后果,造成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现实中的汇率制度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往往是各种经济和政治力量博弈的结果,汇率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学问题。为了更好地解答现实中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的种种问题,进一步明确人民币汇率制度未来的路径。本文力图运用政治学的分析方法,梳理人民币汇率制度演变的历史过程,从中总结历史经验,探索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因素,从而确定成本较低的变革路径。本文研究表明: 1949-1952年,正值建国之初,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着如何生存的问题。当时的政治任务就是对内如何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对外如何突破帝国主义的封锁,新中国的汇率政策正是配合奖出限入的外贸政策与外汇政策的产物,因而实行独立自主的、灵活机动的浮动汇率制度。1953-1972年,是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得以完备建立的时候,为了跟国家即将全面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当时的决策层决定稳定汇率水平,以便于统一预算,进出口差额统一由财政垫支。1973年3月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西方国家普遍实行了浮动汇率制。由于各国货币汇率变动频繁,我国无法按外国官方汇率的变化来调整人民币汇率,并开始意识到人民币汇率在对外贸易发展中的作用,于是采用了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机制。1981-1993年的双轨汇率制度时期体现了中国改革的渐进特征,反映着决策层对市场汇率认识的改进,同时也体现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政府与企业的博弈关系。当时国际社会对中国双轨汇率制并非没有指责,但比较容忍,主要是因为一方面中国经济的规模还没有足够大到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特别大,另一方面日本是美国的主要经济对手、苏联是美国的全球争霸对手,美国为了打中国牌,采取让中国“融入世界”的政策,容忍了中国的双轨制,而且这段时期IMF正处在历史最弱状态,没有力量监督各国汇率安排。1994-2005年的单一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时期,中国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款,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在结售汇制下,人民币汇率越来越缓慢升值,人民银行调控汇率痕迹非常明显。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作出自我牺牲,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危机后,变成了事实上的钉住汇率制,并且具有极强的制度惯性。由于国际社会的评价标准本来就是机会主义的,今天饱受国际社会批评的人民币钉住汇率机制,在亚洲金融危机时却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表扬。因此,当今天国际社会要人民币汇率更加富有弹性时,我们应该在基于自身的国家利益最大化再结合外部情况来作出判断,而不要在乎别人的评论。总之,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关系经历了从对抗――接触――融入的过程,人民币汇率制度演变史也经历了与西方主流汇率体制同步――分离――同步这样一个反复的过程。与中国经济体制一样,人民币汇率制度也经历了从市场――计划――市场这样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既能看出人民币汇率制度有着深深的转轨经济的特征,打上很深的政治烙印,同时也能看出作为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发展的制度特征。通过人民币汇率制度演变,我们同样可以认识到它具有很强的制度依赖性,即使是急风暴雨式的改革,也无法立即构建稳妥的汇率形成机制。因为在人民币汇率的背后是难以动摇的利益关系,已经上升到政治层面的考虑,不仅有国内政治因素还有国际政治因素。由于人民币汇率制度捆绑了太多的政治利益,已经滞后于整体经济体制变革,在外部压力下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弹性调整,反过来也将对政治经济体制和决策层面的灵活性提出更高的要求。正是这样,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同样需要付出更加艰苦的努力,也需要更加稳妥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