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我国“三农”工作重心由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转换背景下,农民创业跃迁（即从生存型农民创业到机会型农业创业的跃迁）成为农民创业者提升自我发展能力、缓解与消除农民群体贫困的主要途径,并构成农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变革力量。然而处于非正式市场的农民创业者既局限于“模糊风险厌恶”的行为特征又缺乏必要的创业资源,仅凭自身力量难以跨越非正式与正式市场间的制度鸿沟,使得创业支持对其成功实现跃迁来说不可或缺。创业支持在提供必要的资源使处于非正式市场中的农民创业者有能力超越生存型农民创业的同时,创造出相应的制度条件以支撑其在正式市场环境下实现机会型农业创业发展。但尚未有文献对创业支持在农民创业跃迁中的作用机制进行系统分析与研究。因而,本文以当下中国农民创业减贫与农村产业脱贫为背景,针对农民创业跃迁过程及其中出现的创业支持,以央视《致富经》栏目2014至2018年播出的1125期节目为样本,挑选出其中173个农民创业实例作为研究案例,采用制度视角,通过逻辑演绎、扎根分析、多案例研究、Agent建模仿真等方法,探究创业类型跃迁的过程并审视其中出现的创业支持行为,进而分析创业支持系统对农民创业正规化的作用机制,并对创业支持系统的作用机制进行ABM仿真验证,从而总结本文的研究结论。本文研究发现:创业类型跃迁是农民创业者在环境诱因的诱发下,突破生存型创业者的“模糊风险厌恶”心理禁锢,借助创业支持打破生存型创业系统在封闭的、非正式市场环境中形成的均衡,并通过商业模式创新捕获新的商业机会实现机会型创业发展,从而完成由封闭向开放、由非正式向正式市场的系统性跃迁。基于逻辑演绎,将创业支持行为等因素纳入到对创业类型跃迁的分析中,构建了以增长为导向,开放为特征的创业类型跃迁动力系统模型,完成对创业类型跃迁过程的描述与刻画,为本文后续研究内容的深入奠定基础。该模型进一步揭示了创业类型的跃迁不仅是单一的个体行为还是一种群体行为,即:农民创业者在实现自身创业跃迁时,还对农村创业社区产生自下而上的影响,带动产业相关的农民群体进入正式市场,实现更多的农民创业跃迁,从而在更大范围内缓解了贫困。农民创业者从非正式市场跃迁到正式市场（即农民创业正规化）的过程中,私人、学术、政府、非政府组织四类创业支持者实施一系列克服结构性制度空洞的举措,既提供了跃迁的经济激励和基础设施,更弥合了非正式与正式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合理性认识之间的差异,促进了创业者在个体、网络、系统层面的变革。总体上,创业支持者及其支持举措构成的“泛中介”创业支持系统为农民创业正规化提供支撑,而提升该系统的稳定性将有助于变革的实现,使当地市场与制度环境得到改善并诱发更多农民创业跃迁行为,最终形成正规化的良性循环。鉴于已有文献并未对制度中介克服结构性制度空洞的作用机制进行深入分析,本研究通过引入创业支持系统将制度中介拓展为“泛中介”概念,解释了创业支持系统如何促进农民创业正规化;揭示了提升该系统稳定性的机制;发现了创业者在完成跃迁后可以转变角色,作为创业支持者进一步强化该系统,加速农民创业正规化良性循环的形成,在农民创业正规化的情境中丰富了制度中介理论。此外,以往基于制度经济学视角的研究将正规化描述为一种有意识的、基于成本收益分析后的战略选择。本文透过组织制度理论的视角表明,尽管农民创业者的理性考虑能够激励其正规化,但现有的非正式认识、观念与行为规范会影响其对正式生产实践的采纳。通过综合制度经济学与组织制度理论的视角实现了对正规化的全面理解。在阐释创业类型跃迁现象同时揭示正规化本质的基础上,通过基于Agent的建模仿真还原了农民创业跃迁中创业支持的现实,验证了本文所提出的理论框架。受案例研究方法的局限,本文研究所得理论框架,即创业支持系统作为泛制度中介助力农民创业跃迁并实现正规化,未能得到普遍性的论证。鉴于此,开发出综合案例分析与计量回归的创业支持ABM,以模拟农民创业者遇到不同类型制度问题时寻求何种类别支持者帮助的情形。将案例分析的结果作为制定智能体行为规则的依据,再从所选173个案例中提取459项具体创业支持举措的相关信息形成基础数据,在遵循“证据三角”原则补全并量化基础数据后,通过计量回归得到了经验数据驱动的具体行为规则,以此作为ABM中创业者智能体的决策逻辑。随后将与具体创业支持举措相关的经验数据用于ABM的模型拟合,而各类支持者解决问题的整体分布情况用于模型运行结果的验证。因而,实现了将基于Agent的建模仿真用于创业支持系统对农民创业正规化作用机制的验证。本文研究结果有助于理解农民创业跃迁过程及其背后的制度逻辑,为研究农民创业跃迁中创业支持的作用机制提供了以制度视角进行分析的尝试与实证方向。为政策制定者引导创业减贫与产业扶贫提供参考,同时也为创业支持者有效实施支持举措提供建议,还为打算开展创业跃迁的农民创业者制定战略提供指引。总之,本文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创业支持行为理论,制度中介理论,有益于非正式经济与创业交叉领域研究的深入发展,同时也为贫困治理体系创新与现代农业产业发展战略的分析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