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生，从身体健康与长寿的愿望出发，集古人智慧的结晶，在人与天、人与人、人与自然等一系列复杂关系的平衡中探索与发展，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朵奇葩。以前人研究为基础，本文将古代社会阶层粗略三分，以知识阶层养生生产为线索，在文化生产背景中，从“生产/消费”的视角出发，对作为养生文化生产者的知识阶层针对不同消费者的养生文化生产历史进行归纳，整理其文化生产的历史经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知识阶层以帝王作为消费对象、以长生为目的，形成了以求仙（药）、外丹术和高端医食保健为主线的中国养生的高科技手段与专门化生产之特征。首先，在“丧乱已定，天下无事”之时，方式群体针对帝王对生命不朽的渴求为其求仙问药，帝王养生梦由此展开。其次，除海上求仙外，方士等还将帝王长生之梦寄托于“山”，在封禅活动中希冀求得生命的不朽。再次，在求仙无果后反求诸己，道徒发明的外丹术成为上层贵族的新宠。最后，随着知识阶层养生文化的积累，帝王上层养生渐趋理性，医者成为其高端日常医食保健的生产者。帝王养生的主体不是帝王贵族自身，而是以方士、医者等群体构成的“他者”。其目的也不同于“自我技术”伦理化的通过“回避快感”、“自我教化”等而成为一个有节制的人。相反，放纵欲望、通过身体不朽以达到统治的长久是其主要目的。这种以权力、地位为条件，以纵欲和生命的无限延伸为目的帝王养生依赖他人外求达致，我们将其称之为养生的“他人技术”。第二，知识阶层以养生为“修身”工具，丰富、发展了养生技术，其养生文化呈现出显著的内倾化特征。首先，从先秦至魏晋、宋明，知识人身体与政治的关系经历了同一、疏离到政隐于身的过程，知识阶层在治国愿望难以实现之时，逐渐过渡到对身体的关注，在对“修身”的不断强化中实现了世俗欲望的消解和精神层面欲望的扩充。其次，随着儒家文化传统的确立，以儒者为主的知识人在“养心”方面做出重要贡献，“养心”主要在“闲”与“隐”两个方面展开，始终贯穿中庸的生命态度。知识人动用自身书画等技能，以其“类气功态”（与养生的同构性）实现养生功能；通过佛、道交游获得心灵的宁静；寄身山水、庭院，获得心灵的解脱；将山水入画，或表现于庭院设计之中，将山水纳入触手可及的私人生活场域以颐养身心，以“大自然的治愈力”实现了保健、防病的养生功能。以上内容在扩大养生内涵的同时，也成为知识阶层得以游离于世俗权力之外修心养性的主要方法。最后，儒者对养生技术进行了融摄与改造，前代的佛、道修养技术均被融入儒家家国理念和伦理道德思想，养生文化更加“内在化”，呈现“重道轻术”之特征。知识阶层的养生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区别于前代追求羽化成仙、探索黄白之术的道教养生。另外，图像、格言的使用及养生文本类型的多样化促进了养生知识的世俗化与通俗化，实现了对养生知识的重组与再造。第三，知识人在身体与思想均退居一隅的情形下，将“立言”的书写能力充分发挥，以言论干预社会大众，间接实现“平天下”之未竟事业，养生成为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宋代以后，知识阶层（主要是是儒家知识人）构建了包含“术”和“理”两方面内容的养生体系，将儒家之“理”融于养生之“术”，以书写的形式渗透于大众之中，规范着人们的养生行为。在“理”的方面，他们赋以儒家“修身”以养生的含义，教化人们从人伦道德出发关注自己的身体，其目的在于实现人际的合和，从而达到社会秩序的安定。另一方面，他们强化了养生之“术”的时间特征。养生对日常生活的管理不仅涉及精神的修炼，更涉及身体的教养，其目标是化解身心冲突，使人从心到身、由内到外均合乎规矩，达到大小宇宙（天人）和谐共鸣的寿世理想。养生针对个人的睡眠、起居、行止、洗浴、饮食等一一提出规范，将养生的目标转移到对人的生活的管理，从“每天日常生活、四季养生之法、不同人生阶段”三方面的身体规训展开，强化了社会秩序的管理。此时，养生话语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主要表现为养生从私人生活的场域进入儒家家国社会的视野，具有了对国民身体管理的意象。围绕“生生之政”的养生书写大量出现，从日常德行修养到人际处事原则，再到格物致知的大众教化，养生成为实现知识人治国愿望的工具之一。总之，中国古代养生的文化，在知识阶层与上下阶层的互动中发展。在帝王长生梦破灭后，知识人发现了养生对身体调节的功效，以及对生命状态的积极作用，不仅将养生技术由“他人技术”转变为“自我技术”，使养生技术由面向外部世界转向面向内部世界，而且也在养生对个体身体规范、生活技术的要求中，将原先身心技术、生命技术、生活技术演变为权力治理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