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女作家艾·丽·伏尼契(Ethel Lilian Voynich，1864-1960)受到当时(1886-1889)身边革命者的献身精神的激励，以19世纪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为背景创作了长篇小说TheGadfly，并于1897年在英国出版。它生动地反映了19世纪30年代意大利革命者反对奥地利统治者、争取国家独立统一的斗争，成功地塑造了革命党人牛虻的形象。1953年，李俍民先生根据英文原著，参考两种俄文译文，将The Gadfly译成中文《牛虻》并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在“出版者的话”（见附录2）中提到:“为了照顾读者的接受能力”，“拿译文作了一些删节”。　　本论文用语料库语言学方法和社会文化分析方法对The Gadfly及其中译本《牛虻》（李俍民译，1953年版）进行了研究，试图描述和弄清意识形态、赞助人与翻译这几个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作者以原作与译作为语料建立了一个小型的平行语料库，进行段与段的平行比较，找出原作与译作在篇章和用词上的差异，再根据比较结果，从社会历史角度对意识形态和赞助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该关系对翻译过程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本研究试图弄清以下三个问题:　　1.译本《牛虻》中哪些部分被删节？谁删节的？为什么被删节？　　2.与原文相比，译文删节后内容发生了什么变化？对读者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3.在本个案中，意识形态、赞助人与翻译三者之间可能有什么样的关系？　　语料库对比分析发现:译本中有多达33处被删节（共计3589字，见附录4）。对被删节内容以及对与《牛虻》及其译者李俍民有关的历史资料进行的社会文化分析产生了以下结果:　　1.中国青年出版社在翻译过程中对译者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并不顾译者的反对，根据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局的俄译本对译文做了一些删节，删去了原作者和译者的“前言”，而以“出版者的话”和苏联儿童出版局出版的俄译本上由叶戈洛娃所写的序文代替。译本不仅删节了“认为有宣扬迷信的地方”（如“望着他那种样子，她不仅想起了但丁的地狱”）“一些宗教气氛过浓和一些跟主要情节无关的繁琐的描写”（如对圣经的引用和对宗教仪式场面的描述），而且把反面人物（如蒙太尼里）善良的一面和正面人物（如牛虻）懦弱和偏激的一面一并加以删节。　　2.译文删节后，牛虻由基督教文化背景下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恨、有优点也有缺点的普通革命者变为按照某个原则理想化的英雄。译文出版后，团中央（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主管部门）向全国团员与青年读者推荐此书为优秀课外读物，当时的《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纷纷发表有关《牛虻》的书评，全国各地许多图书馆、文化馆也纷纷组织文艺讲座与座谈会来探讨这部作品的优缺点与艺术特色。这些都促使了《牛虻》在中国的热销，使得该书一度被当作政治教科书广泛诵读，对几代人的思想产生过影响。　　3.《牛虻》的翻译不是翻译者简单的个人私事，它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束缚。作为赞助人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对翻译过程以及译后的出版发行拥有完全决定权，以确保翻译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　　根据个案研究结果及对相关资料分析，本研究的主要结论为:　　1.翻译是一种社会活动，而不是简单的个人行为。它往往为某种意识形态服务或者受其制约。因此，当译本的内容与所服务的意识形态相冲突的时候，当译本的内容被认为不够好的时候，译本被有意无意地改动或删节也就不足为奇了。　　2.意识形态似乎控制着翻译过程。无论是原文的选择、翻译策略的采用还是译本的校对和销售，都与意识形态息息相关。意识形态往往是通过出版机构来执行的。翻译作为文学系统的一部分，不仅受到系统内部因素的制约，而且受到系统外部因素（赞助人）的制约。赞助人决定着译本的意识形态取向、译者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在翻译过程中，语言因素一旦与意识形态产生冲突，后者往往胜出。　　3.尽管译者的名字署在译本上，但在翻译过程中有些外在因素是译者无法左右的。因此读者和批评界在评判译者与译作时应该做到客观公正。　　本研究结果的理论意义首先在于揭示了译者所从事的不是纯粹的语言转换活动，而是一项社会活动，其活动必然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尤其是意识形态和赞助人两个因素。本研究结果的另一理论启示是:翻译研究者在翻译研究中，尤其是翻译批评中，应从尽可能多的视角和方法考察整个翻译过程，以便找出各种影响翻译活动的因素，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　　本研究结果的意义还在于把语料库研究和社会历史研究结合起来进行翻译研究，这种研究方法有助于有理有据地说明问题。用平行语料库来研究翻译现象，可以大量地、快速地、准确地进行翻译语料分析，用相关数据来说明问题，增加研究的科学成分。而从社会历史角度来研究翻译现象，可以让我们“论从史出”，克服研究中的主观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