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形式”是在抗日战争特殊形势下耦合而成的一个概念，以往学界往往将其与文学的“大众化”“民族化”问题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民族形式”问题具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背景和理论谱系，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政治形势下为获取文化领导权建构自身意识形态所发动的文化运动，1940年代前后的“民族形式”论争反映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复杂纠葛，也预示着中国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的转型。　　 本文第一章论述“民族形式”概念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民族形式”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在“民族主义”思潮兴起的背景下，为应对党外和党内的理论对手，建构文化领导权而提出的。左翼知识分子将这一概念引入文学界并引起广泛争论，在这一过程中，文学理论的争论与现代政党政治问题纠结在一起，一方面政党政治利用文学完成文化领导权的建构，而另一方面，论争者也在借助政治权力话语来建构自身理论的合法性。　　 第二章论述“民族形式”论争对“五四”文化和文学的重审。重新检讨、继承和改造“五四”文化成为延安理论界发起和展开“民族形式”论争的核心问题。倡导“新启蒙运动”的马克思主义者将“五四运动”建构为“革命文化”的起点；而在“民族形式”讨论中，“五四文艺”逐渐显露出“不够大众化”和脱离传统文学的“弊端”。“民族形式”的创制是对“五四”现代文学的超越，构成“新”文学的起点。“待建构的民族形式”改造和转化了五四文学传统，为新的文艺形态建构提供了理论准备。　　 第三章以胡风为个案，论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文化与“民族形式”论争的关系。胡风质疑“民族形式”，实际上是坚决继承五四文艺传统。而随着胡风的被“整肃”，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逐渐失去了对传统和自身的批判性。从五四到延安，从“启蒙”到“改造”，表面上看是思想方式的转变，实际上是知识分子主体性的变化。　　 第四章考察“民族形式”与作家的创作实践之间的关系。在重审和转化五四新文学传统之后，“中国化”的政治内涵必然要求“民族形式”从“民间”或“民族”文艺中借助文化资源重构“传统”和创制新文艺，但“民间”和“民族”文化却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本章通过对“民族”文化与“民间”具体内涵的辨析，论述“民族形式”论争中“民族”和“民间”意识形态化的具体内涵；通过老舍的理论思考和创作实践，论述“民族形式”文学创作的可能性。　　 第五章分析和论述“民族形式”理论构建下文学实践形态。一般认为，延安文艺产生了一大批独特的“民族形式”典型文本，本章结合具体文本，探讨作家创作与“民族形式”理论建构的契合与分裂，考察中国文学在这一时期的独特发展面貌。理论构建下的“民族形式”文学，利用“民族主义”和民间文化资源，转化“阶级”话语和“革命”话语，中国文学完成了从现代到当代的转型。　　 “民族形式”运动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许多运动一样，表面是文学和文学理论问题，背后则是意识形态和现实政治的考量，这就提醒我们需要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作多角度、多学科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