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6亿,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安享幸福美满的晚年生活既是每位老年人的期盼,也是全社会面临的现实课题,因此,提高老年人的主观福祉具有重要意义。当前社会处于加速转型阶段,家庭结构、居住安排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代际居住方式作为老年人日常生活的重要载体,探究其对老年人主观福祉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老年人的年龄范围随着人口寿命的提高而扩大,且不同年龄段的老年人具有显著差异,因此有针对性地分析不同年龄段的老年人主观福祉至关重要。本文在系统梳理相关文献和理论的基础上,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从抑郁程度和生活满意度两方面测度主观福祉,并从年龄视角和维度视角进行实证分析。在年龄上,将老年人分为低龄老年人和高龄老年人,首先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Ordered Probit模型进行基准分析,为消除内生性影响,采用PSM-DID模型。其次,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代际居住方式通过隔代照料和住房条件影响主观福祉的传导机制。最后,运用调节效应模型分析社交活动发挥的调节作用。在维度上,将影响因素划分为不同的维度,利用夏普利值分解法分析各类维度对主观福祉的相对贡献度。实证结果显示:第一,低龄老年人与子女同住会降低主观福祉,与子女近距离居住更有利,而高龄老年人与子女同住会提高主观福祉。第二,隔代照料在低龄老年人中发挥中介作用,住房条件在高龄老年人中发挥中介作用。第三,社交活动发挥调节效应的作用,保障社交活动种类可以缓解低龄老年人与子女同住对主观福祉的负向影响,同时强化高龄老年人与子女同住对主观福祉的正向影响。第四,总体来看,健康状况维度、认知能力维度和社会特征维度对主观福祉的相对贡献度较大。同时,各类维度的相对贡献度对于不同代际居住方式的老年人存在一定的差异。第五,分析代际互动的两种方式发现,对于抑郁程度来说,低龄老年人经济支持和交流频率的相对贡献度差异不大,细分交流频率后发现,见面频率的相对贡献度高于联系频率;高龄老年人交流频率的相对贡献度高于经济支持,细分后发现,见面频率的相对贡献度高于联系频率。对于生活满意度来说,经济支持的相对贡献度最大。最后本文从打造新型代际居住模式、发挥家庭保障功能、减轻祖辈照料依赖、推进适老化改造、打造舒适休闲环境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