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在20世纪发生了巨大变革,这种变革不仅体现在新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建立,更体现在众多后进国家开始了一场以赶超发达国家为目标的经济增长与社会转型,后进国家的人民不仅要在物质生活上达到发达国家的标准,而且要同发达国家人民一样活得更有尊严。“民主”与“市场”这两个发达国家成功的“标签”被人们自然而然的认为是通往梦想彼岸的必由之路。然而,学习和模仿只在少数国家获得了成功,更多国家的人民发现在发达国家运转良好的民主与市场却在自己的国家“水土不服”,民主与市场不仅没有给自己带来稳定与发展,反而带来了更多的混乱与衰退。人们在学习与模仿的过程中忽视了民主与市场发挥作用所必须的社会条件,忽视了民主与市场曾在发达国家经过了数十年、上百年的试错与完善,“一夜暴富”的心理使得人们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急躁冒进,急剧的社会变革缺乏成熟制度的支撑。韩国是在经济高速增长之后成功实现社会转型的一个典型案例。在经历了战后十几年的动荡之后,以朴正熙为代表的威权政府走上历史舞台,威权政府迅速稳定了社会秩序并开创了一个经济高速增长时代。高速的经济增长蓄积了政治经济体系变革的动力,推动韩国最终完成了社会秩序转型。经济增长与社会秩序转型在韩国战后发展史中呈现出明显的互动关系,理解这种互动关系的演进历程将有助于找出韩国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真正动因以及政治经济体系转型的动力源泉。本文将以诺思、沃利斯以及温加斯特(2006；2007)提出的社会秩序变迁理论(RHH模型)作为本文的基本框架。根据模型,本文将韩国战后的发展历程划分为有限准入社会秩序、有限准入社会秩序向开放准入社会秩序转型以及开放准入社会秩序三个阶段,于此同时,描述和分析政治体系与经济体系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展现出的不同互动关系。政治体系与经济体系的互动演进是多个利益集团共同作用的结果,众多利益集团在多重博弈中形成的合力最终决定了社会秩序变迁的方向。在韩国社会秩序转型历程中,政府与财阀分别扮演了政治体系与经济体系的主角,二者的互动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韩国社会秩序变迁的速度与方向。因此,在RHH模型的基础之上,本文增加了针对韩国国家能力的探讨。国家能力与政体形式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威权政府不是“强政府”的代名词,民主政府也并非必然是“弱政府”。一些国家在社会秩序转型过程中,忽视了国家能力与政体形式的区别,在改革政治经济体制的同时极大地削弱了国家能力,导致了转型的失败。本文将利用国家能力理论分析社会秩序转型过程中韩国政府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是对RHH模型的丰富与拓展。经济增长与民主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民主化的过程往往意味着政府权力集中程度的下降。经济增长与政府权力集中度之间的关系如何呢?本文提出了经济增长与政府权力集中度的倒“U”形变化假说,并通过韩国的发展历程加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