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数字化热潮,数字技术得到快速的发展并对经济和生活进行全方位的渗透。将数字经济与国际贸易深度结合,促进两者共同发展,俨然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国际贸易交流合作,促进协同发展的共同目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坚定不移建设数字中国”。在此背景下,研究数字经济发展与中国出口贸易之间的内在联系,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不同省份出口贸易的溢出效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通过收集文献,论述了一下数字经济的内涵并总结了衡量数字经济发展的指标,同时从国家、企业和影响路径三个层面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接下来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和出口贸易现状进行了事实描述,并对数字经济发展进行测算和分析。其次,在理论层面,说明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出口贸易,并论述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机制和市场化程度的门槛效应机制,再根据相关理论提出有关的四个研究假设。在实证分析中,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并对东中西三大地区进行异质性检验。同时考虑到可能存在内生性,运用工具变量的方法进行两阶段回归,并通过改变解释变量的测算方法和样本区间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后采用中介效应和门槛回归模型分别检验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和市场化进程的机制作用。经过理论层面的分析与实证层面的检验,本文得到以下四条结论:一是我国各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些差距,而且东部地区上升趋势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二是数字经济发展会显著促进我国出口贸易,中部地区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东部,西部虽然促进但是不显著。三是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对出口贸易产生正向作用;四是数字经济发展对出口贸易存在单一门槛效应,门槛值为4.14,且当市场化程度小于门槛值时的影响系数比其大于门槛值时的影响系数更大。根据上述结论,提出如下相应的对策建议:第一,优化数字经济发展格局,促进区域齐头并进。第二,重视巩固建设数字基建,维护改善区域数字环境。第三,加强沟通制定数字贸易好规则,因地制宜培育数字经济新动能。第四,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强化技术创新,充分释放数字经济发展潜力,助力出口贸易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