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解决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国际商事争端,保障经济合作倡议的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牵头组建设立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为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以下简称CICC)构建调解、仲裁、诉讼有机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提供支持与保障。1专家委员的组成兼具国际性与专业性特征并承担多种职责,商事法庭专家参与诉讼形成独特的机构化模式。为保障“一站式”纠纷解决平台的构建,最高法制定工作规则为机制设计了效能定位。文章对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机制的研究,重点是对该机制的运行否实现对其预设的效能的探究,辨析该机制在新成立初期的不成熟之处,对当前机制运行所反映出来的客观问题进行原因分析,健全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机制,增强其实际可操作价值,提高其所具有的吸引力与国际竞争力,以更好地实现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提供支持与保障的价值。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机制的概况,对CICC专家机构化模式的必要性与优势作出特别的分析论证,并介绍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机制具有的效能,以及如何以机制运行实现其效能定位,提出问题机制预设效能是否实现。第二部分主要对提出的问题,进行机制运行的现状及问题分析。根据官方披露的机制运行的信息,以比较法的视角,通过域外国际商事法庭中同类制度规则的对比分析,透过现状直观地对比出专家委员会机制预设效能的发挥状况,提出机制诉讼辅助效能扩大趋势以及调解效能发挥的局限性是当前机制运行最直观反映出的现实问题。第三部分针对机制运行问题做进一步研究,论述制约机制效能发挥的因素。专家提供咨询意见的性质不明且缺少相应的审查适用程序,将使其对诉讼的辅助转变为干涉,违反正当程序,影响裁判结果的公正性;专家委员主持调解的启动基于当事人意思自治,与这一机制的实际运用几率和效果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经法庭确认的调解结果虽有强制效力为保障,但执行却又陷入与涉外判决执行难一样的困境,而根据专家委员调解的形式特征,其调解结果又被排除适用于生效后将在和解协议执行方面具有国际统一框架标准的《新加坡调解公约》;有关主持调解专家委员无利益冲突的规定,也无法满足对主持调解第三人的中立性保障的需要。成员数量与一带一路国际商事频繁交易国达不到针对性地匹配,成员缺乏科学有效的专业分类管理,专家承担除调解外其他职责的配套独立性保障制度缺失;最后,中国国国际商事法庭的诉讼程序语言以及法官选任规则的局限性也制约着机制效能发挥。第四部分针对阻碍机制运行效能发挥的问题,对机制运行及制度重构提出明确专家委员诉讼地位、加强法院对咨询意见审查的主导地位、增设审前强制调解、对专家委员试行专业化分类、构建专业化翻译平台等建议。